员中只有他一个人穿皮鞋”。关于这双皮鞋的来历，没有人深究，或许是刚从甘肃回到延安的徐向前带回的“纪念品”吧。但这双皮鞋却使徐向前更显得与众不同，而且也引起人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似乎徐向前的部队总是较其他的部队更富有一些。
美国另一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描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情景时说，张国焘象对待穷亲戚那样对待中央中央指挥员，因为四方面军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供给也较充足。另外，《彭德怀自述》一书中，也记叙了当时张国焘为了拉拢彭德怀，派人给他送去几斤牛肉干、几升大米和二、三百元银洋的事。（《见彭德怀自述》）
1938年，美国少校军长尔逊一行在河北南宫会见了徐向前。分手时，徐向前赠送他们路费50元，每人1双草鞋，一个水壶，还给他们做了衣服。这在当时算是比较“奢侈”的招待了。徐向前还对他们说：“延安太苦了，这里好一些，以后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
1941年元旦前夕，徐向前从山东回到延安，特意给中央带了50万元法币。因为他知道，到了延安，除了精神安慰之外，并没有多少物质的东西供人们享受。陕甘宁边区被日本人封锁着，也被国民党封锁着，经济是极端困难的，财政还要靠各根据地支援。
临汾决战前，鉴于坑道作业劳动强度很大，他指示要保证每人每天有两顿饭能吃上肉，会吸烟的人，每天发给50支装备烟半包。这真令其他部队指战员咋舌。
更令人称奇的是，率领西路军浴血奋战之后，虎口余生的徐向前从身上拿出10多个金戒指交给了彭德怀，说：“这是组织分给我作路费用的，那段路已走完了，派不上什么用场了，全部交公。”
在一个以“小米加步枪”闻名于世的革命队伍中，似乎徐向前的队伍总是格外幸运。难道是上帝被他的“仁爱”之心所感动，独独垂青于他所领导的部队？或者他有什么独特的经济头脑和经济能力？
其实，徐向前并没有搞生产和经济的经验。他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他没有成为一名职业农民。学生、店员、老师、军人，是他走过的生活道路。但他懂得经济保障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打仗，没有后勤工作寸步难行。他经常对人谈起斯大林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有时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是在做后勤工作。
基于这种认识，徐向前每在一处建立根据地，除了战略上的考虑，必定还要考察当地的经济状况。当年红四方面军忍痛放弃川陕根据地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地人民和红军都面临饥荒、疫病的严重威胁。而每次战斗，他也非常注意向敌人索取部队的给养。
徐向前牢牢记着他的家乡有这样一首民谣：“男人是扒扒，女子是匣匣，不怕扒扒没齿子，就怕匣匣没底子”。在革命队伍中，徐向前既做“扒扒”，也做“匣匣”。母亲那种“可以损己而利人”的高尚品质被他继承下来。在生活上，他体贴下属，关怀同志。长征途中，他很少骑马，而是让给年幼的警卫员和女同志，还把自己仅有的半袋大米送给生病的同志。一、四方面军会合前，他动员部队捻毛线，织毛衣毛袜，打草鞋，捐献粮食、药品、衣物，还嘱吒李先念一定要先帮助兄弟部队解决吃饭问题。而他们自己在翻越秦岭时还身着单衣，饥寒劳累，艰苦异常。
没有什么上帝，也没有什么“特异”，有的只是徐向前爱部队、爱战士的仁者之心和智者之心。
4。4 仁者无敌
爱自己的战士是容易的，难的是有时还要爱自己的敌人。
徐向前被称之为“仁者”，不仅因为他懂得并且擅于爱自己的同志，更因为他懂得并且擅于爱自己的敌人。那么他为什么要爱敌人，又是如何爱敌人的呢？
徐向前在就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时，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纵观整个战局，非常重视改造战俘，以补充自己的兵员。对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更是十分关心，甚至亲自做感化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他的积极努力下，曾在阎锡山的碉堡建设局担任太原城防碉堡建设科科长的邢蔚，为解放太原做出了积极贡献，并于太原战役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阎锡山第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兼晋南地方武装总指挥梁培璜，受到宽大政策的感召，帮助解放军做分化、瓦解阎军的工作；阎锡山的绥靖公署副主任兼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被俘后，徐向前以故友之情耐心而亲切地疏导他，使他进步很快，并在总攻太原时提供了重要资料。
徐向前是一个务实的人，他对敌人也以诚相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