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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严知孝吃过早饭，叫严萍帮他穿上皮鞋，穿上丝罗大褂，提起手杖，他想到北菜园陈氏公馆去找陈贯群。一出大门，正碰上冯贵堂走到门前。
冯贵堂今天穿着袍子马褂，戴着缎子帽盔，新理了发，修成八字胡髭。严知孝、陈贯群、冯贵堂，三个人在北京读书的时候见过面，一块玩过。今天他以同乡故里和表亲的关系，来看望严知孝。可是严知孝一看见冯贵堂，立时脑子里唤起一个念头：当他的表兄冯老锡和冯老洪打官司的时候，冯贵堂站在冯老洪的一边。那时，冯老锡也找过严知孝，严知孝不愿走动衙门，多管诉讼上的俗事。再说同族两院打官司，谁打输了也不好，谁打赢了也不好。于是就一口回绝不管。冯贵堂熟悉法律，衙门口里熟人多，他帮助冯老洪，冯老锡只得打下风官司了。
冯贵堂看见严知孝从门里走出来，把脚一站，笑出来问：“表兄！你要出门？”
严知孝也只好站住脚，说：“呵！你才来了，我想到贯群那里去。”他想：“贵堂一定是有什么事情。”
说着，两个人又走回来，到严知孝的书斋里。严知孝问：“怎么，到保定来打什么官司？”
他这么一问，冯贵堂搓着手笑了，说：“我倒是爱打官司，我是法科毕业嘛！可是这一趟来，并没有什么官司可打。我想看看育德铁工厂的水车。”他坐在椅子上，伸手捻着帽盔疙瘩，转了几个圈儿，放在桌子上，说：“嗯，育德中学虽然是私立的，还办得不错。这位校长也是个能人，能办好学校，也能办好工厂，都能赚不少的钱。”
严知孝斟了一碗茶，放在冯贵堂面前，问：“听你说话，倒是挺注意实业，乡村里兴开水车了？”
冯贵堂说：“那里，乡村里人都是死脑筋，净想逮住兔子才撒鹰。你要想对耕作方法有所改良，比登天还难呢！”
严知孝说：“恐怕和乡村经济破产有关系吧！”
冯贵堂说：“那里，他有了钱在柜里锁着，都不肯拿出来叫它折个斤斗儿，那还不等于是死钱？光是在一些穷老百姓身上打算盘。如今乡村里人穷得不行，整着个儿煮煮能撕出多少拆骨肉来？”
严知孝问：“听说你回了家，日子过得还不错，你的庄稼长得怎么样？梨呢？”
冯贵堂说：“老辈子人们都是听天由命，根据天时地利，长成什么样子算什么样子。我却按新的方法管理梨树，教长工们按书上的方法剪枝、浇水、治虫。梨子长得又圆又大，可好吃哩！可是那些老百姓们认死理，叫他们跟着学，他们还不肯。看起来国家不亡实无天理！看人家外国，说改良什么，一下子就改过来，日本维新才多少年，实业上发达得多快！”
严知孝听他说到农业上的事情，倒发生了很大兴趣。他说：“恐怕和穷困有关系吧！人们没有钱，用不起那么多人工，垫办不起。”
冯贵堂生气说：“他们垫办起了也不垫办。咱倒想办办这点好事，叫人敲锣集合人们来看我剪枝，你猜怎么样？庄稼百姓们一个人也不来！”
严知孝说：“你得先告诉他们这种好处。”
冯贵堂说：“不行，你说个天花乱坠，他们也不肯信你。”
两个人说起家常话，冯贵堂说了一会子他回家以后，如何改良家务，如何把牛换成骡马，如何养猪。如何开了油坊、粉房、扎花房。又如何开了杂货铺子、花庄什么的。他说：“在目前，我的努力方向，是把地里都打上水井，买上水车。要按着书本上，学着外国的方法耕种土地，叫我的棉花地上长出花堆，玉米地上长出黄金塔来。”
严知孝一听，觉得冯贵堂谈得很有道理，也跃跃欲试。他老早就想过田园生活：茅屋三椽，老枣数株，二亩田园，一口小井，一把辘轳，就足以娱晚年了。他说：“你说的倒是一个良好的方向。”
冯贵堂说：“我还想开鸡场，在乡村里养鸡养兔。据说法国有一种蛙，每只能长半斤重，可以肉食。要是把我那大水塘里都养上这样的河蛙，也能赚不少钱！”
冯贵堂健谈，一谈起来就可以坐折了板凳，熬干了灯油。严知孝心中有事，觉得实在烦躁，可是又不能不奉陪。冯贵堂和冯老锡不和，他又怕引起冯贵堂多心。直到冯贵堂抬起手看了看表，有十一点钟了，才站起身来说：“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去。”
这时严知孝心上才松下来，问：“你住在什么地方？”
冯贵堂说：“我住在第一春。”第一春饭店，是当时保定市最大的旅馆。一些冠盖往来，大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