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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虔诚派呢，爸爸？”基蒂问，发觉在施塔尔夫人心中她那么重视的东西居然有个名称，不禁吃惊了。
“我自己也不很知道哩。我只知道她遇到什么事情，遇到什么不幸都要感谢上帝，连她丈夫死了也要感谢上帝。说来也有点好笑，他们俩总是合不来。”
“那是谁？一副多可怜的面孔！”他问，看到一个中等身材的病人，穿着褐色外套和一条在他那瘦长的腿上揉成了奇异折痕的白裤子，坐在长凳上。
这人把草帽举到他的稀疏的鬈发上面，露出了被帽子压得而病态地发红的高高的前额。
“那是画家彼得罗夫，”基蒂回答，脸红了。“那是他的妻子，”她补充说，指着安娜·帕夫洛夫娜，她就在他们走近的时候，显然是故意地跟着一个沿小路跑去的小孩走开了。
“可怜的人！他的面孔多么可爱啊！”公爵说。“你为什么不走到他面前去？他要和你说话的样子呢。”
“哦，那么我们就去吧，”基蒂说，断然地掉转身来。“您今天觉得怎样？”她问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站起身来，拄着手杖，羞怯地望着公爵。
“这是我的女儿，”公爵说，“让我自己来介绍吧。”
画家鞠了一躬，微微一笑，露出炫目的雪白的牙齿。
“我们昨天等您来哩，公爵小姐，”他对基蒂说。
他说话的时候身子摇晃了一下，随后又重复了一遍这个动作，竭力想要装得好像是故意这样做的。
“我本想来的，但是瓦莲卡说安娜·帕夫洛夫娜捎话说你们不去了。”
“不去了？”彼得罗夫说，涨红了脸，于是立刻咳嗽起来，用眼光四处寻找他的妻子。“安尼达！安尼达①！”他叫，他的细瘦的雪白脖颈上的青筋涨得像绳索一样。
①安尼达是安娜的小名。
安娜·帕夫洛夫娜走过来。
“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呢！”他生气地低声说，发不出声音来。
“您好，公爵小姐。”安娜·帕夫洛夫娜说，浮上完全不像她以前的态度，露出假笑。“很高兴认识您，”她向公爵说。
“大家老早就等着您呢，公爵。”
“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画家又一次沙哑地、更生气地低声说，显然因为他的声音少气无力，使他未能充分表达出他的意思而冒火了。
“啊哟！我以为我们不去了哩，”他妻子不高兴地回答。
“什么，什么时候……”他咳嗽着，挥着手。
公爵举了举帽子，和他女儿一道走开了。
“唉！唉！”他深深叹息着。“啊，可怜的人！”
“是呀，爸爸，”基蒂回答。“你知道他们有三个小孩，没有仆人，差不多一点财产也没有。他从学院领一点钱。”她兴奋地继续说，竭力想消除由于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她的态度的奇异变化在她心中所引起的苦恼。
“啊，施塔尔夫人来了，”基蒂说，指着一辆轮椅。在轮椅里，靠在枕头上，一个包在灰色和青色东西里的物体躺在阳伞下。
这就是施塔尔夫人。在她背后站着一个给她推车的阴郁而强壮的德国工人。在她旁边站着一位淡黄色头发的瑞典的伯爵，基蒂知道他的名字。几个病人在轮椅周围徘徊着，凝视着这位太太，好像她是什么稀罕东西一样。
公爵走近她。基蒂立刻又在他的眼睛里觉察出了那使她慌乱的嘲弄的火焰。他走到施塔尔夫人面前，极其斯文、极其殷勤地，用现在很少人能够讲的那样优美的法语向她招呼。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但是我为了感谢您对我女儿的厚意，不能不使您回想起来呢，”他说，脱下帽子，再没有戴上。
“亚历山大·谢尔巴茨基公爵，”施塔尔夫人说，向他抬起她那天使般的眼睛，基蒂在那眼神里觉察出烦恼的神色。
“看到您，高兴得很！您的女儿，我真是喜欢极了呢。”
“您身体还是不大好吗？”
“是的，我也惯了，”施塔尔夫人说，她把公爵介绍给瑞典的伯爵。
“您差不多完全没有变啊，”公爵对她说。“我没有荣幸看见您已经有十年、十一年了呢。”
“是的，上帝赐给人苦难，也赐给人忍受苦难的力量，人常常奇怪苟延残喘地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