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差不多写好了一部论劳动者和土地的关系的自然条件的著作，”卡塔瓦索夫说。“我不是专家，但是我，作为自然科学家，很高兴他没有把人类看作动物学法则以外的东西；而且，恰恰相反，把人类看作要依周围环境而转移的东西，而且在这种从属关系中去探求它的发展规律。”
“非常有趣哩，”梅特罗夫说。
“我确实着手写了一部论农业的著作，但是研究了农业的主要因素——劳动者，”列文脸红了说。“我不由自主地得出了一个完全出乎意外的结论。”
于是列文小心谨慎地，好像摸索道路一样，开始阐明他的见解。他知道梅特罗夫写过一篇反对众所公认的政治经济学的学说的文章，但是他不知道以他这种标新立异的见解能使他同情到什么程度，而且从那位学者的沉着而聪明的脸上的表情也推测不出来。
“但是您在哪方面看出俄罗斯劳动者的特殊性呢？”梅特罗夫说。“譬如说，是从他的生物学的性质呢，还是从他所处的环境？”
列文觉察出这问题里已经包含着一种他不同意的观点；但是他继续阐述他的见解，说俄罗斯的劳动者对土地的看法和其他民族迥然不同。为了说明这种理论，他连忙补充说，按他的见解，俄罗斯人民的这种观点是由于他们意识到移民到东方的广阔无人地区是他们的职责。
“根据一个民族的一般职责来下结论，是容易误入歧途的，”梅特罗夫说，打断列文的话。“劳动者的情况永远是以他同土地和资本的关系为转移的。”
于是不容列文解释他的观点，梅特罗夫就开口阐明他自己的学说与众不同的特色。
列文不明白他的学说的特色究竟何在，因为他根本不花费脑筋去了解。他看出梅特罗夫也像别人一样，尽管他曾在文章里大肆反驳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但他照样还是仅仅从资本、工资和地租的观点来考察俄罗斯劳动者的状况的。虽然他不得不承认在俄国东部——在俄国最大的一部分土地上——地租仍然等于零，而工资——对于俄国八千万人口中的十分之九的人说来——也不过刚刚够维持生活罢了，除了最原始的工具，资本还不存在，但他却只从这种观点来看所有的劳动者，虽然在好多论点上他和经济学家们并不一致，自己有一套工资理论，就是他向列文阐述的。
列文勉勉强强地听着，最初还表示异议。他想要截断梅特罗夫的话，陈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样会进一步说明梅特罗夫的见解是画蛇添足。但是后来确信他们的看法是那样不同，彼此之间永远也不会了解，因此他就不再反驳，只是听听而已。虽然对梅特罗夫说的话他现在丝毫也不感兴趣了，但是听着他说仍然觉得有点得意。由于这么一位博学多识的人居然会这样甘心情愿地、这样用心地对他说明他的见解，而且那么相信列文在这个论题方面的学识，以致有时只用一点暗示来说明事情的全貌，因此使列文得意得不得了。他认为这都是因为人家看得起他，殊不知梅特罗夫跟他接近的人们谈来谈去都谈腻了，因此特别愿意跟每个生人谈谈他所研究的、但是自己还不大明了的题目。
“恐怕我们要迟到了，”卡塔瓦索夫说，梅特罗夫一结束长篇大论，他立刻就瞧了瞧表。
“是的，今天业余协会举行庆祝斯温季奇的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卡塔瓦索夫说，回答列文的询问。“彼得·伊万内奇和我商量好了一路去。我答应朗诵一篇论他在生物学方面的成就的文章。跟我们去吧，很有趣呢。”
“是的，的确到时候了。”梅特罗夫说。“跟我们去吧，由那里，如果你喜欢的话，请到舍下坐坐。我非常高兴听听你的大作。”
“噢，不！还不行，还没有写完哩！不过我倒很高兴去参加纪念会。”
“您听说了吗，朋友？我单独呈上去一份报告，”卡塔瓦索夫由另外一间房里喊道，他正在那里穿大衣。
他们议论起大学里的论战。
大学的问题是那年冬天莫斯科最重要的事件。委员会的三个老教授不接受年轻教授们的意见；而年轻人们就单独交出来一份意见书。这份意见书，按某些人的见解，是荒谬绝伦的，但是按照另外一些人的看法，却是最简单和最正确的。
于是教授们分裂成两派。
卡塔瓦索夫那一派，认为对方玩弄卑鄙的出卖和欺诈的手腕；而另外一派则认为对方年少无知和不尊重权威。列文，虽然不是大学里的人员，但是自从到了莫斯科他一再听见和谈论这件事，因此对这个问题自己也有了一定的看法；他也参加了谈话，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