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球员还要多。这不合理，应该拉大上场的和不上场的，主力与替补的差距，拉开十倍的差距，这是第一次。
这样的分配方案在当时中国足坛是没有的，大家担心会有问题，我说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主力队员如朱炯、毛毅军等人拿500元，不上场队员一律50元，安排好后由顾兆年去分钱。他迟迟不动身，对我说，这50元那些老队员会要吗？
我说他们肯定会有意见。但你只管发下去，他们不敢不要。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多劳多得这个道理。
对江苏队的比赛是我执教生涯的第一场职业比赛，也是第一次按照想象的职业化进行的比赛，从服装、分配到用人等。这场比赛，我总结出三个第一：第一次比赛测验，第一次竞争机制，第一次按劳分配，这在中国足坛，恐怕都是第一次。
在回上海的火车上，我终于松了口气，心里暗自念道：老天有眼，让我们能够回去痛痛快快过个年。这一天是农历小年夜。
虽然在南京与江苏队打了场比赛，但是外界还不怎么清楚中花队水平到底如何，各种猜测都有，其中有许多是针对我本人的。尽管我出生在上海，但由于长期效力于八一队和国家队，在感情上与上海的球迷联系没有那么紧，他们对我还不太了解。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我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失利，9分钟失了3个球，给人家的印象太深了。建队初期，一下子走了七个老队员，球迷们普遍认为靠那些小青年撑世面，中花队肯定不行。听说有一次球迷座谈会上，球迷们的发言非常激烈，他们普遍对上海足球悲观失望。认为徐根宝只会长传冲吊，不会“PASS”（上海人对技术足球的统称），抢逼围下去，上海足球与北方队没有什么两样了。其实，我也知道，球迷们打心眼里不喜欢这种大刀阔斧的风格，他们对“精致”的上海足球还有着很深的感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迎来了建队以后在主场进行的第一场比赛。
2月23至17日，上海东方电视台举行东视杯足球邀请赛。参赛的有八一队、江苏队、北京队和我们申花队。第一场比赛我们与八一队对阵。场上的观众不多，大家都愿意在电视里看比赛。我要求队员们把平时练的东西拿出来，要像小老虎一样去拼八一队。
比赛的结果是1比l。毕竟是第一次在自家面前亮相，打得有点紧，看上去热闹，但场面有些乱。第二天一大早，我与龚学乎副市长通电话。龚副市长说，吴邦国（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昨天也看了你们的比赛，不过是开完会后看了下半时的一段。他说，吴邦国问两家怎么都跑不动了？看来体力有问题。龚副市长还补充了他的意见说，你们的技术太粗糙，特别是在下半时，失误太多，究竟是什么原因你要找一找。
我没有想到市里领导对我们申花队会这么重视，回去我把这些向队内的干部传达了，并要求队员们一定要打好第二场。
第二场比赛对江苏队。在赛前的准备会上，我总结第一场的经验教训后，要求大家减少失误，提高抢的成功率。我说，你们别看江苏队输给了北京队。但从场面上看，这两家都差不多。江苏队还是有实力的。我还告诫大家，不要以为在南京赢了人家4比1，那是我们机会掌握得比较好，人家也有许多机会。
这场比赛打得还可以。虽然说没有那么多的紧张场面，但1比0比较平稳地赢下来了。最主要的是抢逼围把对方逼住了。他们几乎没有机会。
最后，我们与北京队争夺冠军。这场比赛，高峰被冻结了。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北京队夺得了冠军。
没有拿到冠军，但在上海的第一次亮相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想不到这些小鬼还可以。在这三场比赛中，我提出抢宇：抢为中心，用抢促进各方面的提高。我对球员们讲，抢是体能的反映，如果没有体能，怎么抢得起来？没有力量，没有速度，只能跟在人家后面，怎么去抢？抢也是作风的表现，关键的时刻，在大家体能都下降的时候，就看你的意志品质了，看你。能否咬牙挺得佐。不要以为抢球只是力气活儿，抢也是技术，一种防守技术。如果你技术不行，被别人过了，还抢什么？像我们现在，动作太大，一抢就犯规。这里面有没有技术？当然有，抢还要讲究整体配合，比如说把对手往边上逼，尽快离开中间的危险区域，一人上去抢，其他球员要注意保护，要有预判，估计可能出球的方向，及时断球。这难道不是技术与战术的结合吗？
以后被人们广泛议论的“抢逼围”便在这次比赛中作为口号提出来的。但是，“抢逼围”在申花也不是一帆风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