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坚持严格管理，并能超额完成任务的最重要基础。我想起对辽宁队比赛时，范志毅在休息室里当众与我争吵，后来三天不归队时，陈良宇书记亲自出面为我打气，提出“申花队没有特殊队员”，严肃批评了范志毅的错误。我们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得以在联赛中坚持刻苦训练，坚持抢逼围，打出了我们最好的风格和水平。
我在会上“放了炮”后，事后听到了许多反应，许多同志支持我的看法，新闻界更是以大的篇幅刊出我的讲话，当然，也有不同意我的看法的。但我想，抓管理，抓训练，是一个教练义不容辞的职责，我回忆这几年走过来的路，更加清楚地感到，我的严格管理和训练是对的。我甚至想，我已经干到这个年龄的人了，我什么都经历过了，什么都不怕。直到现在，我仍然对球员炒教练之风非常反感。不少球员就是这样，他要做的十件事，只要有一件不合心意，就对你有意见，反对你。我想，我了不起就下台不干了。但只要我在台上，我必须这样去做，而且我一定会这样坚持。
回到上海后，我听说俱乐部对我的发言不太满意。我很坦然，因为我知道，“民意测验”我本来就是“不及格”，我已经无所谓了。
当然，我也要做些“调查研究”，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问了范志毅，你给我讲实话，队里有没有民意测验这回事？小范给我装糊涂，他打着哈哈说：“啊，我不知道。”我说，你别装傻，俱乐部聘不聘我，现在还不知道，你怕什么，你又没包袱。他只得承认了，但又说，“反正我没有写。”我问，你让谁写的？“我让陆玮打勾了。”后来我又问成耀东，他说有这么回事，又说：“这个事嘛，作为我们队员只有服从上面的要求，上面叫写我们就写吧。”这件事情至今给我印象深刻，并令我非常不满，后来我与郁知非谈起这事，他也给我作了些解释。
在我这一年任申花队主教练期间，经常有队员跑到俱乐部反映对我的不满，俱乐部再把这些反馈给我，我对俱乐部的这些做法有意见，我认为我们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这样的。那么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没有搞过职业队，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在成都施拉普那搞的守门员学习班上，我问老那，在德国，惧乐部、教练员、球员三者关系是什么样的？他说：“队员对主教练负责，主教练对俱乐部负责。”我又问，如果队员向俱乐部反映主教练如何如何？俱乐部应该怎么办？老那简单地说了一句话：“一脚踢回去！”
老那的话，更证明我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我也暗下了决心，如果俱乐部想让我再干，这两点我必须要向俱乐部提出来，必须得到俱乐部的认同，否则我坚决不会再干了。
我在申花的第一年，就这样结束了。尽管在外人的眼里，我干得轰轰烈烈，非常不错，把一支年轻人组成的球队带到了第三名，比过去的上海队成绩还要好，但其实我心里有数，这一年对我来说是充满了坎坎坷坷和风风雨雨。因为这是新旧机制、新旧观念在初级阶段转换时的必然反映。我从心里感谢上海非常良好的足球环境，感谢上海市委、市府和俱乐部对上海足球的支持。这与众不同的支持，引起全国其他惧乐部极大的羡慕。在我们工作低潮时，足球书记、足球市长亲自参加俱乐部改革座谈会，为我们的工作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为足坛改革鼓与呼，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1994年，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第一年，在由体委到企业办球队的转变时，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吸收，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其中免不了磕磕碰碰。在1994年的工作结束，展望1995年工作之际，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么10个字：风雨中开始，风雨中继续。
第三章 申花初烂漫
1。被续聘了
1994年，我们付出了许许多多的努力，取得第三名的好成绩。当然，我还要感谢吉林队的金光诛。如果不是他把点球罚出界，我们就不是第三名，而是第五名了。金光诛的这一点球，对我们申花队，对我本人带来的影响，可是太大了，我甚至想，正是这个没有踢进的点球，才使我有机会继续执教申花，并在第二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庆祝会开过了，假也放完了，又要重新开始工作了。但是，1995年的工作将如何做？目标是什么？我没有底。更何况我会不会被俱乐部续聘，还是未知数，我等着俱乐部给我们“亮牌”。
虽然我们取得了第三名的成绩，但是市领导对此好像并不满足。陈良宇副书记和龚学乎副市长不止一次地说过，上海的足球运动水平，要与上海这个世界大都市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