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就飞北京。沈阳队的教练谢尔盖也是俄罗斯人，他正好在北京，听说莎莎全都听他的。我会通过中国足协的杨秀武找到他，杨秀武会俄语正好请他当翻译。
申花队中的外援门将库茨是绝对不能再用了。1比6的惨败，给我们，也给这位当事的守门员造成了太大的心理创伤。但是蔡建林状态时好时坏，贾春华还不能挑大梁，守门员非得再找一个。我说，我还要去一次俄罗斯。
这次谈话气氛很好，大家畅所欲言，在许多方面也达到了统一。最后谈到了1995年的“指标”时，沈副区长和郁知非都说，你先等着，等我们开完了董事会后再说。
我便退出了会议室，独自坐在门外休息室等着。我只是俱乐部聘用的球队主教练，不是董事，不能参加董事会。打工的就是打工的，这一点我想得很开。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董事会才开完，我被叫了进去。一进去，但满屋子的人都抬头望着我。我忽然觉得，我这个董事会成员之外的人物，这时却成了主角了。
参加董事会的董事分别是黄浦区副区长沈立恭，俱乐部总经理郁知非、副总经理孙春明，黄浦区体委主任施翔和上海市足协秘书长贡献。他们首先向我表示，我被聘用为1995年赛季申花足球队的主教练。这在一个多小时前我已经知道了，现在只是“过过场”。而后郁知非代表董事会向我表示，董事会认为申花队今年的目标是保三争一，这使我有点吃惊。
我必须承认，我们1994年取得前三名是有运气成分的。我们的真正实力，其实与大多数球队相差不了多少。如果最后一场吉林队金光诛的点球罚进，我们就是第五了。因此我说，我第一年的目标是争取前六，今年是不是提出争取前三？最好不要提确保第三，更不要去提争第一。说实话，争取前三的指标，已经是非常难了。根据我当时的观察，我的争取前三的指标，其实与六位董事会的意见差不多。只是市领导对申花俱乐部提出的争前三的指标不满意，郁知非和沈立恭有压力。但是他们谁都不敢讲争第一。
果然，当我讲完后，沈副区长便插话道：“根宝，我个人想法，你能不能提一下争第一？”我说：“沈副区长，争第一可真不行。国安提出永远争第一，与我们要求争第一是不同的。他们提的只是口号，没有兑现的具体时间，而如果我们定下，就得去实现。我提出的争取前三，我认为已经是相当难的了。还是给我留点余地吧。”
沈副区长又说：“如果你争到了第一，区政府奖励你三房一厅！”我说：“你即使给我六房两厅我也不能提啊。”
后来我才知道，在董事会上确实也讨论过要争第一，但大家都认为有困难，便希望我自己提出来。贡献还出了主意：根宝的脾气要让人去激的。你激他，他才会提。于是，沈立恭便来激我了。
当时我感觉争前三已是非常难的，根本没敢想拿第一，因此也没有想去争个三房一厅。但偏偏那一年我拿了冠军。这也许就是“命”，你想要的不会有，没有想到的，却有了。
争第一的事就这样没了结果，董事会也就不再坚持在接下来进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回答了记者的问题，最后我仍像第一年时那样地表态：“如果完不成前三的指标，我自己炒自己的鱿鱼。”我这个人就喜欢这样，没有一点压力，浑身就有点不舒服。
第二天，我便飞北京。今年要打出好成绩，外援是个重要的环节。我不能再犯引进黎兵时的错误。一定要把那个秃头莎莎请来。
在北京找到了莎莎的教练谢尔盖。他一日答应愿意帮这个忙，并向我保证，只要他开口，莎莎没有不答应的事。
我们把话挑得很细，甚至定下了许多条件，如：莎莎每月的工资是1200美元，伙食费每天60元人民币，赢一场球奖3000元，平一场1500元，每年探亲一次，夫人探亲三个月，吃、住，托运超重费均由俱乐部负责。关于转会费，谢尔盖提出5000美元，这在当是非常便宜的价格。
然而，就是这5000美元，使秃头莎莎的转会有了麻烦。谢尔盖让我当时就把钱交给他，由他来转交给俱乐部。而事后我才知道，莎莎并没有什么惧乐部，这5000美元的“转会费”实际上是要进谢尔盖自己腰包。
但我不能这样做。我说必须莎莎到申花队后钱才能给你，而且由俱乐部给你。如果我现在给了钱，到时候如果没来人，我找谁去？
谢尔盖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只说是两周后带人来。但我回到上海等了两周多，谢尔盖和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