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除市里领导的支持以外，你们（指我和郁知非）两个的分工明确，互相补台，合作得很好。1996年能否更进一步，这是个关键。
郁知非说，今年孙春明副总经理主要去搞产品开发了，已经任命瞿郁明接替他的工作，球队的对外事宜都由他管。另外，根宝你提出的设总教练一事，领导们都不同意，你不要谈了。
1996年年初，我从香港回来后，向俱乐部提出设总教练一事。其实在1995年我就向惧乐部提出，1996年我想当总教练，下面挂一个执行教练具体负责。执行教练的人选有杨礼敏和桑廷良。为什么我要设总教练呢？
主要是我经过两年的工作后，确实很累，想轻松一下。我说我可以制订训练计划，遥控指挥。但是俱乐部这次正式答复我，不同意。我便作罢。
郁知非接着说，对队员的调整问题也要考虑。现在已经有提出转会的你看怎么办？申思能不能不走？第二关于工资问题。工资是不是提高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
对工资问题，我说我们不能按国家调工资的幅度去做，那是计划经济的。我们应该按成绩，按市场运作的方针。我们即使按百分之三十提升也不多，比如刘军，由原来的三千元再加九百元也才三千九百元，而据我所知，1995年大连万达队徐弘已经是六千元了，现在的高峰和曹限东的工资也达到了七八千元了。我们是冠军队成员，冠军队主力还拿不过别的队的球员，队员们心里会不服的。
在此之前我已与队员们谈心，征求过他们的意见。我问刘军，他的月工资心理价位是多少？刘军说大约七八千元左右。如果增加到这个数目，那就是工资翻倍了。蔡建林也说工资能否增到六千元？
奖金也应该拿主力队员的百分之五十。在我们队里，替补的奖金都只是主力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考虑到守门员的特殊性，我认为蔡建林的意见还是比较合理的。一个队里，守门员只有两个人，责任同样重大，与别的位置不一样。在后来分奖金的时候，我还是按他的要求去做了。
工资调升的问题，我与郁知非后来还是达成了统一，队员们也比较满意。
工资问题通常是签约的最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签约工作也水到渠成了。
1996年俱乐部搞了集体签约，并请来媒体报道。这其实是为了追求轰动效应，让外界知道球队安定，充满凝聚力。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其实毛病非常多。
按国际上通用的方式，职业俱乐部与每个队员的合同是互相不串通的，因为每个人的身价不一样，每个人的具体问题和具体要求都不一样，这些都不是球员与俱乐部面谈的，都应该通过中间的经纪人。我们国内目前所有的合同都是中国足协统一发下来的，全国统一，千篇一律。这其实是非常笑话的。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合同怎么可能一样呢？
合同是保护俱乐部和球员双方利益的，并不是一方约束另一方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我们确实有许多方面需要学习，许多方面需要改进。这不仅仅是形式问题，更重要的是观念问题。
最近郝海东要联络去英国踢球，我与他谈起此事时他说中间人告诉他，应该签订几个合同：一关于订下多长的时间，二是本身的价值，三是出场费及生活费用等。甚至具体到什么地方什么消费由俱乐部付，什么事情自己负责，一条一条，都写得清清楚楚。只有双方都谈得满意，才能够顺心工作。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叫先小人后君子。但是我们却通常是先什么都好，到后来是什么都不好。
另外，合同签好后，便是双方都必须遵守的“法律”，不得违反。每个人都对俱乐部负责，因此双方利益一致，只有集体好了，自己才能好。当某位球员违纪，伤害了集体利益，俱乐部对他进行制裁时，球员们不会有一个人去帮腔，都认为是应该的。而不像我们这里，互相之间讲哥儿们意气。其实他们不懂得这种行为损害的是大家的利益。
李辉与古广明是中国球员中比较早一批去德国踢球的。他们回来后说，训练时老板们明确告诉他们，集训中受伤后的药费要自已承担。但是如果因为怕受伤而在训练中不去拚，你便选不上主力阵容了，没有出场费，收人便更少。李辉有一次在训练时受伤了，俱乐部老板平时对他非常客气，关系好像很融洽，但一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却说，按合同去做。李辉说，我们在国内时不是这样的。老板说，我们签的合同便是这样的。
讲到申思要求转会的问题时，郁知非对我说：“申思问题，根宝你考虑一下，是否用他当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