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到了找不出犯错误的原因时，是最可悲的。那时的我，就是这么一个悲剧人物。
这就是七连平。无可奈何的七连平。
8。激情与理智
说起激情与理智，还要追述到1981年。那时，中国足球刚刚重新恢复在国际足联的合法席位。由于中国足球长期在国际足球大家庭之外，很少与国际足坛进行交流，国际足联为提高亚洲和中国的足球水平，特地派国际足联讲师，德国人马罗斯基来华讲课。
当时有资格听马罗斯基讲课的，都是中国的一些甲级队教练和足坛的重要人士，当时我在乙级的云南队当教练，自然没有资格参加。但是，中国足协组织足球教练员考试，其中的一些题目就是根据马罗斯基的观点出的，我便从当时的足协官员陈成达那里“批发”了一些，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激情与理智”。
马罗斯基对中国教练的讲课，影响非常大，效果也非常好。因为这是中国的教练第一次听到外国教练如此密集和系统地阐述足球的理论知识。比如说在进攻中充分利用宽度，利用拉开宽度后露出的空档进行渗透，如何转移，如何组织进攻队型、如何进行进攻的组织。上海队的王后军当时听后对马罗斯基理论非常欣赏，足球界人士都说，王后军是马罗斯基的忠实追随者。王后军也确实从马罗斯基那里得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1985年年维泅任中国足球队主教练时，率中国国家足球队来上海训练，就请过当时的上海队主教练王后军专门给国家队讲战术课。
马罗斯基除讲解理论外，还结合了许多实际战例。其中一次他在剖析北京队与山东队的一场比赛时说，他感到队员们激情有余，理智不足。从那时起，激情、理智四个字便在我的脑子里印象颇深。在我以后的实践过程中，我一直不断地去理解和探索，何谓激情，何谓理智，我一直试图追求把这两点进行完美的结合。
我当了教练以后，追求“快抢前”的指导思想，其中就含有以激情为主的思想观点。我认为，足球比赛本来就是体育运动中的激情演出。因为它充满了激烈的对抗。没有对抗的比赛是没有激情的，也不会给观众以强烈刺激。足球的魅力就包含着激情。我在担任国二队、国奥队主教练的5年中，尝试并得到了激情打法的甜头，形成了球队独特的风格和我执教的鲜明个性。
回顾中国足球这50多年来所走过的路，我们是一直在激情和理智两个方向摇摆不定，不是偏“左”就是偏“右”。50年代张宏根、年维泅、方纫秋等从匈牙利学习回来，绘中国足球带来了讲究技术、讲究配合，三角短传的打法。但是在速度上，在作风的硬朗上却有所欠缺。以后，中国足球越踢越慢，越慢越软。后来被贺老总批评为“舞台上跳交际舞”。
60年代，中国足球又学了苏联的快速拼抢。但在快速拼抢中，对技术的运用便显得粗糙，这真是一对矛盾。记得我在当运动员的时候，中国的足球界里也进行过学术讨论，在快与准之间，到底是准中求快，还是快中求准？这两个方向如何定？有的认为快字当头是发展的发向，但是快后必然要造成很多的失误。于是有的人便提出要抓准，快而不准，等于不快。失误多，再快有什么用？欲速则不达。这种学术讨论当时非常地热烈，然而却是各有各的理，谁也没有说服谁。
也许个性和体能条件决定了我倾向于快中求准，而不是准中求快。
我自己有切身的体会。在当运动员的时候，我是属于速度快、拼抢凶的类型，但又是比较讲究技术的。我在当时国家队中的技术，应该说不差。我当教练后，也是执行这个原则，后来桑廷良给我总结出八个字：体能为本，逼抢为魂。
但是，我并不是只抓体能，许多不了解我的人说我只是身体训练教练，这种说法是片面的。我本身是属于技术型球员，在带队训练时，技术的比例在训练中都在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对运动员的技术动作要求更是严之又严。一丝不苟，不准出现一点不合理的动作。有些队员在训练中非常不习惯我的这种严格要求。姚俊说：徐指导，我们每一次传不好，停不好，你就要叫，我们十个里面总是有几次停不好，传不准的。我说，我知道你们有不好的时候，你们五六个传准、停好的，我就不讲了，我讲就讲你们传不好、停不好的那四五个球，这就是严格训练。我要求你们停好每一个球，传好每一人球，如果认为停不好、传不准是应该的，那就不是严格训练了。如果你们在处理每一脚球的时候都注意尽量做得好一些，比赛中的失误不就少了吗？
在我手下受训的队员，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