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千里迢迢跑来与你聊天？但没有想到他要我离开申花去松日。我感到很突然，甚至想，你怎么知道我下一阶段在申花就不干了？你怎么知道我肯定要离开？这些日子关于申花明年准备请洋教练的事我也有所耳闻，心里真烦着，现在给他这么一提，总觉得不太舒服。
但我没有说什么，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听他说完。潘苏通接着就介绍了松日集团的发展情况。等他讲完后我才说，利彪打电话说只是聊聊，我没有想到是这个问题，更没有想到你会这么直率地邀请我去。说实话，我下一段究竟如何打算，还真没有考虑过，申花俱乐部也没有与我谈过。今天是作为朋友交谈，承蒙看得起，如此盛情邀请，我很感谢。后面还有比赛，申花还没有确定最后的名次。如果我们最后三场都输，有可能落到第三、第四去，但如果全赢，大连队再输，我们第一还有希望。现在的名次还没有明朗，我想，还是先把比赛打完后再考虑吧。
当时，我只是礼节性地回答了潘苏通的邀请。因为我毕竟还是个在国内很风光的教练，带领的又是甲A的强队，现在让我去摘什么甲B，觉得有点大材小用，还真有点想不通。当时的甲A教练去甲B，绝不像现在这样正常。再说，对留在申花我还抱一丝希望，还不甘心就这样离去。
这次谈话实际上没有什么结果。最后我们握手告别时，潘苏通说，今天只是随便聊天，以后再多联系吧。这次见面谈了约1个小时。当我开车离开酒店江湾基地时，心里并没有多想。
2。国安与松日，我终于选定南下
后来，当我定下去松日，厦门市委书记打电话给上海体委主任金永昌，问：“你们是不是放根宝了？如果他要走，那么请他到我们这儿来吧。”当他听金永昌说我已经决定去松日时，非常后侮地说：“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徐根宝是不会离开申花的，否则早就来挖了。”
我回到了江湾刚坐定，利彪又打来电话，神秘兮兮地说：“徐指导，我透个信给你，因为你们申花在找外国教练，我这才有胆量来找你的。你来不来自己考虑。”利彪的话，证实了我这几天的猜测和预感。这一天的晚上，我睡得很不踏实，反复地思考着潘苏通讲的话，想着自己下一步路该往哪里走。
也真巧，打完松日后，我们下一轮的比赛就是到广州，客场打广东宏远队。
到了广州，利彪又来找我，说潘苏通要请吃饭。我说，这时候吃饭不太合适。他说，那么来拜访总可以吧？我说，要来就到我住的流花宾馆来吧。
这次潘苏通来流花宾馆，谈得比上一次深了。潘苏通问我：“徐教练，上次我对你谈的事你有没有考虑过？”
我当时已经很认真地考虑下一步该去哪里了，那时邀请我的不止松日一家。在打完与松日队的比赛后，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张路也打来电话询问：“根宝，你有没有可能到国安？”我说：“什么意思？你们是不是准备换金志扬？”张路说：“上面有这个意思，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你到北京来后我们再谈。如果没有的话，就到此为止了。”1996年金志扬带领国安队在甲A比赛中的战绩很一般。我当时也没有给张路明确答复。
潘苏通这次与我的谈话比第一次更直接、更深入，讲到了我的待遇问题，讲到队伍的问题。我当时抱定的原则是，什么都可以谈，但什么都不能定，包括去北京国安队的事。
“广州会谈”结束后，10月27日，我到北京，与北京国安队进行1996年度甲A的最后一场比赛。到北京时，我已经基本定下了下一步的方向。我与张路正式会面并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我对他说：“谢谢看得起我。但是搞了三年甲A，确实比较累了，是不是我就不来了？”
到北京之前，我征求了很多朋友的意见。他们都告诉我，北京这座城市与别的地方不同，各方面的要求都非常高，北京的球队也不太好搞，压力太大。我听了触动很大：这三年来搞申花队，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么大压力，难道还要跑到压力更大的地方去吗？而南方的广州相对宽松些，压力也轻。再说，广州的足球不太景气，只要好好搞一下，是很容易出成绩的。经大家一说，我觉得非常有理。于是便决定，如果我离开申花的话就去广州。这时，我已经不看重甲A和甲B的名分上的差别了。脑子里只是想，如果能把甲B的球队带上甲A，不照样能显出我的本事吗？而且觉得这个目标并不是做不到。我对自己挺有信心，相信经过我的调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再说，这样的缓冲对我的事业也是有必要的。当然，这还只是想法，到底去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