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保持骑上风度。交战者按仪节行事使战斗艺术化，符合封建时代的道德标准。一到战国时代，这样文明的作风已荡然无存，强国已有今日欧洲各国的疆域规模。作战起来其凶残也不下于现代人物。一到战国末年，每方投入战斗的兵员近50万，实为常事。野战之后又包围城市，可以连亘数月。有好几个国家已做到全民动员的地步。至少有一次，有一个国君命国内15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到一个前线的重镇集结。当时战死的人数和加于俘虏的残酷事例，不论是否经过夸传，足以使现代的读者战栗。在这样鲜血淋漓的纪录中，不免令人怀疑许多作家提及中国人的和平性格是否名副其实。
中国因秦而统一也是世界史上的一桩大事。如此大规模螺旋式的发展，其程度愈加深，速率也愈加快，在世界其他各地无此事例。很多背景上的因素无从全部缕列。可是有了现代科学的知识，我们自信可以将此中主要的原因概述有如下章。由此也可以看出为什么盂子提倡全国慈悲为怀这种平平之论，足以在如此的长时间内，得到如此热烈的支持。亚圣与始皇，恐怕他们自身还没有体会到的时候，某些客观因素已经把他们生平事业牵连在一起了。
第三章 土壤、风向和雨量
前言：
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职体系。而纷扰的战国能为秦所统一，无疑的，它们也是幕后的重要功臣。
旅游者从西安到骊山所看到黄褐色的土壤是黄土地带的东南边际。这土壤纤细有如面粉，令人设想几百万年前经过风力的转运，堆积在一个广大的地区。它的深度自50英尺到700英尺，它的下层可能是在冰河时期结束时受到极大的压力所粉碎而成。当初一部分土壤也可能被水力冲刷而沉淀于东部，又经过长期间的堆积，才聚成今日之深度。这种现象给中国历史的展开，有好几重影响：因为黄土之纤细，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制之犁及锄。周朝的开国，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显然是得到这种土壤特性的裨益。于是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社会即已在文化上表现出均匀一致。它的基层细胞的组织与小块耕地的操作结下不解缘，也表现出家族的团结。凡此都经过无数成文资料的证实，井非某一种资料强作此说。
黄土与中央集权
黄土还给中国另一种影响：黄河中游由北至南将黄土地区割成两半，其纵长500英里。它也在内地接受几条支流的汇入，其结果是黄河的流水中夹带着大量的泥沙。通常河流的水内夹带着5％的泥沙已算相当的多，南美洲的亚马孙河夏季里可能高至12％，而黄河的流水曾经有过46％的纪录。其中一条支流曾在一个夏天达到了难于相信的含沙量63％。所以黄河经常有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大量生命与财产损失的可能。这河流的水量在洪水期间和枯水期间幅度的变化又大，更使潜在的危机经常恶化。按理说来，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又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全。当周王不能达成这种任务时，环境上即产生极大的压力，务使中枢权力再度出现。所以中国的团结出于自然力量的驱使。
《春秋》中有一段记载，提及公元前651年。周王力不能及，齐侯乃召集有关诸侯互相盟誓，不得修筑有碍邻国的水利，不在天灾时阻碍谷米的流通。这“葵丘之盟”在约350年后经孟子提及，可是他也指出，盟誓自盟誓，会后各国仍自行其是。《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的有11次之多，可见其重要性。其中一段更直接指责当时人以洪水冲刷邻国的不道。我们不难从中看出洪水与黄河暨黄土地带牵连一贯的关系。孟子所说天下之“定于一”，也就是只有一统，才有安定。由此看来，地理条件和历史的发展极有关系，尤其是当我们把地理的范围放宽，历史的眼光延长时，更是如此。
上述谷米之流通尤其值得考虑。中国地区的降雨量极有季候性，大致全年雨量的80％出现于夏季3个月内，在此时期风向改变。并且中国的季节风所带来之雨与旋风有关，从菲律宾海吹来含着湿气的热风需要由西向东及东北之低压圈将之升高才能冷凝为雨。于是以百万千万计之众生常因这两种变数之适时遭遇与否而影响到他们的生计。如果这两种气流不断的在某一地区上空碰头，当地可能雷雨为灾，而且有洪水之患。反之，假使它们一再的避开另一地区，当地又必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