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足为中国再度统一之累。
从拓跋国家的全部历史看来，我们也可以看出事势的发展具有某种定型：在统一的过程中，其决定性的力量由北至南，由西至东，亦即是从内陆经济较落后的地区吞并接近水道交通，内中人文因素较为复杂的地区。因其重点在均匀一致，组织上又要宽阔，于是鲜卑民族得以取得领导地位。只是一入洛阳，他们也建造高巍的楼台和富丽的花园。以我们今日的眼光看，我们用不着抄袭前人所言，认为骄奢淫佚必败人品德，只是从6世纪中国之再统一的立场上讲，元宏之汉化，使原有组织中的简单一致脱离掌握，而此时拓跋的领导集团仍应保持这种特色。
杨坚掌握时势结束分裂
6世纪中叶，无数的宫阙之变使上端来历纷坛的贵族整肃洁化。这和中国开始分裂的局面相较，可算是与以前的方针恰好相反。后汉覆亡前夕，地方政府失去掌握，影响到宫廷的不稳。此时趋向统一，地方的情形已相当的整体化，而要求上端的政府也采取流线型的一致，以便对帝国的统治具有实质作用。
洞悉此中奥妙的人物乃是杨坚，他此时为隋国公，日后为隋朝创业之主。杨坚承袭父业，在北周朝中为有威权的武将，他的女儿已和宇文家里的继承人成婚。公元577年，他随着北周宇文家里的皇帝攻取北齐。一年之后皇帝驾崩，杨坚之婿以太子嗣位，此人也只活了两年。无人能够确定的说出此三年之内西安宫廷内的实况。是否杨坚因自卫而行动？或者是他的阴谋，志在将宇文家室斩断杀绝？事实上，他于公元581年宣布隋朝成立之前，北周宇文家59个王子皇孙均遭惨死。
杨坚道地十足的有马基雅弗利的作风。他能因看到百姓的食物内杂糠渣而流泪：他的百官穿布制的袍服。他命令亲信以贿赂引诱自己手下的官僚，其中计者必死，如是在行动上有如今日美国所谓的“敲诈行动”（sting operations）。过去的历史家曾对此隋朝创业之主既褒且贬。他的残酷而兼带着道德的名分，在我们看来已不足为奇。此间我们将之提出，旨在揭示中国的再统一，需要重新制造出一种以纪律自重的官僚体制，其道路是多么的遥远。
只有明白如此的背景我们才可看穿：一待基础具备，以军事行动达到统一的目的，并不十分难为。一种文官组织熟练于乡村的情况，可能在组织以农民为骨干的大部队时，尽其征集兵员筹备粮饷之能事。具备了如此的条件，再加以数目上的优势，胜利已在掌握中。公元577年年，北周动员15万人，逼诱齐军出战，双方交锋于今日山西临汾附近。虽说其间也穿插着部署与攻城情事，但其具决定性的战斗不过半日。当日近黄昏，东方的帝国已成往迹。杨坚之攻陈（此即南方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最后一个）费时两个半月，时在588及589两年交会之间，据说用兵51。8万人。陈国始终只在建康（今日之南京）国都附近作象征式的抵抗，如此这般就结束了中国过去三个半世纪的分裂局面，恐怕连当日参战的人士，也不能看清幕后的各种玄机。
第十章 第二帝国：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唐初以均田、租庸调等制，奠下立国根基，又以无比的自信包容异族文化，融铸出多彩多姿的大唐风采。然而随着人口增加及流动频仍，上述制度渐渐无法应付日趋繁复的地方事务，结果促使地方自行摸索治理之道，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则日渐削弱。在中央与地方权力消长的情势下，迸发了中唐安禄山的反叛，此一叛举又加速此一情势的恶化，最后黄巢得以聚众流窜于帝国内部十余年，终至掏空唐朝的威权体制。
7世纪的初唐，是中国专制时代历史上最为灿烂光辉的一页。当帝国对外威信蒸蒸日上之际，其内部组织，按照当时的标准看来，也近于至善，是以其自信心也日积月深。
这也是一段创造系统的时期。拓跋魏所开始的均田制重新颁布，原则上耕地继续归于国有。按照唐律令，凡成年男子给田100亩，其中80亩为口分田，年老时退还政府；20亩为世业，可由家人承继，每3年编造一次户籍。随着均田制也有整齐划一的税收制度，纳税义务包含租、庸、调三项，租为每丁粟2石，调为绫绢2丈，庸则岁役2旬。以100亩的田土为基数，以上赋役的比重算是很轻的，所以在最初100年内，人户的登记不断增长，国家仓廪库藏也愈为充实，上下之间呈现一片和谐融洽的景象。
初唐的繁荣壮盛
府兵制即紧接着户口登记而设，其原则是选农为兵，服役的时间内地与边防不同，根据一种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