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统治，而不使蒙古人因人数过少而吃亏。可是他统治的期间未曾设法创造一种以文墨为主中国式的文官官僚制度，他也未曾主持过一次文官考试。在他的教育系统内，蒙古文的字母至少与汉字均等。而几无例外的，元政府里各单位的首长总是蒙古人。
元主对儒家学者以空洞的名目左右辩论深感厌倦，但他坚持各级官僚务必熟悉文牍，可见得他注重技术上的细节，本人也身体力行。这样的着眼不仅只在忽必烈在任期间如此，以后的继承人也同样注重。粗率看来，和以前各朝比较，这着眼应当是一种主要的改革，同时蒙古人提出这样的改革也算得合于情理，因为他们的战胜取功全凭武力，并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成分在。
可是如此一来，他们便忽略了儒家政府潜在的基本原理。中国官僚政府诚然牵累多而功效少，有时尚且有马虎塞责，又有以伪善作口头禅的倾向，可是它必须应付成千上万的农民（他们是纳税人），所以政府必须清廉。传统中国对本人谦逊对人礼让的作风，足使很多争端无法启齿，且社会体制基于血缘关系构成，又有法律支撑，就用不着法理学上很多高深奥妙的原理，而牵涉到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了。政府授权于各家族，让他们教训管束自己的子弟，于是衙门减轻了本身的任务；各官僚在诗歌和哲学上才力充沛，也明知道他们的工作无须全部确凿切实，即司法也离不开相对的成分。由于他们不对各地区特殊的情形认真，所以他们总是可以用最低度的共通因素作为适用于全国的标准，因此整个文官组织的官位差不多都可以互相交换，而一个大帝国即可以用抽象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治理。除了施政的风向得考虑，其他特殊的情事已无关宏旨。这种体制不好的地方容易被看穿，然则要改弦更张，既要对付中国广泛的疆域和内中各种复杂的情形，又受限于当日技术上能支持的程度（有如交通通讯），也就不合实际亦没有初看起来的容易了。
中国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又在技术上有了进展：造船技术达到了最高峰，直到15世纪中叶明朝时才开始衰退；中国很多桥梁，尤以在长江之南的，在碑镌上皆提及系元代所造；元朝开始由北京通南方的大运河，其河道中途通过高峰；日本的书刊与马可·波罗同样对元军所用的抛射榴弹和纵火炸弹表示印象深刻；郭守敬是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水力工程师，曾在忽必烈朝中服务，今日仍有人认为他是当时世界上科学家的最先驱，而元朝创业之主，也钦定编修《农桑辑要》，以后出版多次，公元1315年的印数更达一万部。书中有很多农具图解，看来与本世纪上半期在中国使用的仍是一般无二，而这中间已有了600多年的距离。此间也值得提出：元朝时的两种农作物——棉花与高粱，此时开始输入中国，它们对亿万中国人之衣食影响深切，至今已有好几个世纪。
可是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并没有创造一种社会环境去持续这种发展。他不愿接受儒教的首一地位，因为由他看来，儒教的出头等于中国人的出头；他治下人民不仅种族的来源不同，即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他企图找到一种精神上的信仰力量，足以全国通行。在他为中国之主以前，他曾央请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替他召集“一百个精通基督之法的明哲之士”，只是我们无法确悉他是否一度考虑让全民都信基督教。但他接受喇嘛教，则无疑的有政治动机在。除了任命八思巴为“国师”之外，他也命令南宋在杭州降元的小皇帝和他的母亲同去西藏进修喇嘛教。虽说以后下落如何不见于经传，历史家却因这段记载推动了好奇心：要是这年幼的先朝旧主，虽退位仍有亡宋遗臣的爱戴，从此成了宗教领袖，回头又向异族入主之天子保佑祈福，这是何等高妙的如意算盘！可是我们也无法知悉这故事的下文了。
八思巴虽为国师，他和喇嘛教给中国人的影响也和儒教给蒙古人西藏人的影响相似——鲜有功效。初浅看来，因果报应的观念，又纠缠着重生转世，足以将精神上的力量兑现而成为来生再世的威权，加上巫术式仪节，应当对不识字的中国农民极具魅力。可是要有政治上的功效，则必须政教合一，同时也要将中层的知识分子铲除。历史证明，这套作法只有在一个原始的经济圈内有效。中国的13世纪，已不适用于此种体制。
忽必烈有意不让中国人的影响过于浓厚，于是向各方求才。聘任于政府的有波斯人、回纥人、东欧人等。一这些人统称“色目”。大概有“各色诸目”之意。不过整个说来他们影响并不过大。当中有好几个成为忽必烈的亲信，以后也遭杀身之祸。当左丞相阿合马（Ahmed Benaketi）被一个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