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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创业主中，只有朱元璋的出身最为微贱。公元1344年，旱灾与饥荒降临到他的故乡时，数星期之内父母和长兄相继去世。当时其既无资财购置棺椁，朱元璋和他另一位弟兄只好自已动手将他们草草掩埋，自此各奔前程。这位明朝的始祖，初时在一所庙宇内作徒弟，任杂役，当时尚未满16岁。不久之后，他成为一个行脚僧，在淮河流域中靠乞食为生，在这情形之下，他和当日暴动的农民与秘密会社有了接触，这些人物后来对改造朝代深有影响。原来元朝末年，朝廷对各地水旱的灾荒缺乏适当的处置：经营水利的大工程则纠集了多数的劳工，其待遇也没有保障；元军的各将领则钩心斗角，各不相让。于是各种条件都使当日胸怀大志的草莽英雄满觉得时间业已成熟，乃是兴兵发难的最好机会。朱元璋无师自通，又善于玩弄人物，于是仗着自己的组织才干，将各种因素收集综合起来。他花了12年的功夫，既经过忘命的战斗又靠胸中的计谋，终将其他诸人所掌握的地盘接收归并，从今之后他的名位已无可抗衡。公元1368年他所控制的长江流域已是固若金汤，于是正式宣布明朝的诞生。蒙古人的元朝毫不费力地被除逐，他们的末代皇帝也采取了一段前无先例的行动：他既不死于社稷，也不留着行禅让礼，却开宫门北奔，回到他祖先所来的草原中去。
高度中央集权
朱元璋奠都于南京（过去曾称建康或金陵），在不少人的眼里看来，这是一座“不吉样”的国都，没有一个朝代定都于此而能在史上站得长久，即使到近代的太平天国和蒋介石亦未能幸免。
可是孙逸仙称南京“高山深水与平原钟毓于一处”，这伟大的背景和他的眼光却互相衔接。算来也与他的志趣相符合，今日他的陵墓以花冈石和大理石筑成，即位于紫金山之阳，俯视南京城，视界远眺无碍。
朱元璋在14世纪成为中国的国君。其既从极为卑贱的地位而登九五之尊，他也只有大刀阔斧的行事。他的都城城墙长近30英里（今日这砖砌的大架构依然存在），使南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砖墙环绕的城市，飞机可在城内起飞降落，城中又有竹林水塘，甚至大块的蔬菜园，南京用不着郊外，它本身即是郊荒。
同时朱元璋在中国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上留下来的痕迹，也同样的带着戏剧性，其影响所及，至今未衰。当中最大的特色无乃极度的中央集权，如果今日美国也依法炮制，则不仅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的州长要由华盛顿派充，即使各州的市长与警察局长也要由华府任免，甚至他们薪给和衙门里的预算也同样要经过中央核准才能算数。世界历史中并无这样的例子，以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由中枢管束严格到如是之程度。
这严紧的管制是鉴于前代之覆辙所产生。当蒙古政权被驱逐出境之日，元朝当然的被否定，即使是以前的赵宋也因为管理松懈而被指摘，抚今追昔，中国的官僚组织及人民如果整个地确守纪律保持团结，此泱泱大国决不会受制于外来之少数民族。大凡专制政体总离不开道德作护符，以明朝的事例而言，朱元璋本身即是他的发言人，他曾御制书刊数种，内中提到他的严刑峻法，仍是受昊天明命，非如此即不能使纪纲整肃。
事实上，维持高度的中央集权仅有纪律仍是不够，当中大部分的成效，实因恐怖政治而获得。朱元璋在历史上曾主持政治整肃4次，时在公元1376年至l393年之间，被检举的对象有政府高级官员、高级将领、公费学生、寻常百姓、各处地主，以及家族首长。其检举之程序似有定型，起先首犯人物以贪污谋反的名目造成刑狱，是否有真情实据不说，只是刑狱的范围只有越做越大，与谋的同犯及嫌疑犯也愈罗致愈多，和主犯曾有来往也是有罪之凭据，一种含糊的道德上之罪名即可置人犯于死地（专家曾作估计，因这样的检举而丧生的不下10万人）。当案情结束之际，皇帝也以各项罪名将各审判官处死。
经过这4次整肃之后，这国家与社会即使以中国的标准看来，也算是极度均匀，从此中枢不设宰相，迄至明亡，这体制不变。国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出面主持。所谓“言官”，即监察人员，有权检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