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地税之内，而在久历沧桑之后，地形也有了变化，人民田产分割的买卖因之含糊不清。及至此时，问题已不在产业的主权，而是管业人每年向政府所付费用，称为田租也好，称为土地税也好，超过其他各处纳税人所付远甚，使很多小自耕农无法支应。朱棣的额外征收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在朱棣最后几年内，此地区的税收，已开始累欠。中国人民的欠税一般有传染性，很多纳税人看到邻居不付税也依着照办，他们也知道如果欠税的人多，衙门别无他法，只有将一部豁免，于是无论有力摊付与否，他们都同样地拖欠。公元1430年苏州府一府即欠税达800万石，是为此地三年应缴的额数。所以朱瞻基登极之日，井没有继承到一个舒适的皇位。
安南的问题与长江三角洲欠税的问题一时俱至，年轻的皇帝不得不采取果断的行动：他提议从安南撤退，立时使朝廷意见分裂，因为这地区名义上已构成中国之一行省达20年，当然是全帝国之信用和威望所攸关，所以朱瞻基不得不利用本人权势去堵住主战派之嘴。当全部撤退付诸实施时，他也赦免了已判死刑的司令官。对付长江三角洲的问题，他则任命周忱为当地巡抚，此人无官僚习气，而勤于任事，兹后他任巡抚达20年，远超过朱瞻基的在位期间。他的办法是将减税的方案不彰明昭著的施行，因之避免了向时下压力屈服的窘困。他也经常巡视各乡村，与农民展开对话，调查收税纳税之程序，研究拖欠付税的远近原因，同时将过程中各项罅隙填实，将零星的错误纠正。关于货币问题，皇帝接受了户部尚书的建议，此人即是祖父朱棣囚禁了3年的夏元吉，其建设新辟一些商业税，所收全用纸币，以和缓通货膨胀。朱瞻基井未全部停止郑和的航行，但减少了举行的次数，他御宇十年之内只批准了一次。此外，他也延缓了无数的建筑事业。
他的政策全站在消极方面，因之不能扩大帝国的威权，也不能增加其声望。假使没有采用这些更正的步骤，以后的结局如何殊难断言，可是从需要撤退和紧缩的程度看来，我们至少可以说，如果环境的开展与事实上的情形稍有差异，朱棣在历史上的声名很可能和隋朝的第二个皇帝杨广等量齐观。
缙绅成为社会的中坚
当朱瞻基在公元1435年去世时，大明帝国已不复可能由上端随意地操纵把持。中国的朝代以一种权利的架构筑放在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基础之上（纵使我们并不把经济因素介入），所以它不能随意创造，或随意的颠覆去适用于短时间的目的，即使根本上的改组也不能避免某种程度的暴力出现。当朱元璋主持国 政时，当日的社会尚在一种游动状态，可以由他以勤苦节俭的情 调组织摆布。他的农村政策，主要仍是地方自治，尽量的避免干涉，所以其精神为简单节俭。他的文官组织充其量也不过8000人，薪给之低，即依中国的标准看来，也算特殊，因为朱元璋自己以农民而为天子，在他的心目中，官僚之为人民公仆，就必定要照字义上成为公仆。在类似情形之下所有称为“吏”者，也另成一系统，尚且是官僚组织之下层。多数的吏员系奉召服务，一般不给酬，如果他们有薪给的话，最多亦不过维持家室的食来而已。
这时候每一个村庄沿照朝廷的指示制定它的“乡约”。又构筑“申明亭”和“旌善亭”各一座，村民之有善行及劣迹者，其姓名由父老查明公布。此外，村民因为遗传、婚姻、财产交割，及殴斗而发生纠纷者，也由父老在这两座建筑物前评判分解。
每当农历正月及十月，一年两次，各地方主贷“乡饮”，所有的人户都要参加。在分配饮食之前，有唱礼、演讲，宣布朝廷法令和批评乡民不守规则行为之各种节目，如果有劣行的乡民规避被指责的程序，则由全体与会者指摘其为“顽民”，按情节可呈明政府，充军边疆。这样一来，所有地方政府按部就班的职责都已经在乡村中实施兑现，于是官僚即可以在城垣内执行他们的任务。在朱元璋的时代，所有官僚除非特准，否则不许下乡，如有擅自下乡的，可以以“扰民”论罪，判处死刑。
经过70年之后，以上各种法制规章大致已被时代淘汰而不复生效。文官组织已经一再扩大，其员额超过当日2倍而成长至3倍。一般官僚生活舒适，即使名义上的薪给如旧。他们已有各项半合法的额外收入。当初的14，341殷实的户口此时已无人提及。他们已被“缙绅”阶级替代，西方的学者照英国习俗称之为gentry。这缙绅阶级包括所有文职官员和他们家庭中的成员，并及于监生贡生和捐资纳监的人物，他们由政府准予“冠带荣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