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奶厝ㄒ皇�1000户以上，所以付税的责任只有被转嫁到低门下户间去，而他们最无力应命。第三，所有军费，极少例外，概用白银支付，而大部分出自长江以南。每年北运数预计约为2000万两。当日全国民间所有之银，据时人估计，可能为15000万两，所以其赉付之数量过于庞大。第四，即使此庞大数目之银两如计划北运，其运转也缺乏民间经济的支持。在16世纪末期，原来南方各省每年向北京及北方边镇输银500万两，接收之地区即用此数购买棉花、棉布以及其他产自南方的物品，使银两回笼。可是因军需而北运银两突增的时候，却没有另作安排，保证此数目之南还。向从来罕用银两之处抛散大批银两只有使物价昂贵。即在公元1619年，总督熊廷弼已提出在辽阳纵有银两亦无法买得所需之衣服装具，因他亲见士兵裸体穿甲，无内衣可言。兹后监察官员报告，发付之银两并未正常使用而为将领所中饱，并随即将银两送回内地。
满洲人和造反之农民军与货币经济不相关联，完全避免了上述的问题。
改造帝国
对满洲人讲，1644年6月6日进占北京，开始了朝代的接替，为使清朝的权威下达民间永久有效，他们必须在组织期间提出一套办法。加上汉人的合作，他们可以如计划执行。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有心改造一个大帝国，使之复苏。所以以清代明，并非等闲。
当他们站住脚跟之后，他们即将八旗制度行于华北。一“旗”并非一个战斗单位，而像一个军管区，它下辖若干军屯单位，在作战军需要兵员之际，各按预定之额数供应。公元1646年及1647年，华北地区被指定承担加此之组织。“圈地”开始之日，被圈入的人户强迫另迁他处，于是留下来的农地房舍，拔为来自东北的八旗人户之用。前朝所严重感觉到的兵员与军需等问题，至此大为和缓。旗兵以前蹂躏的中国边区，兹后反成为当地的保护人。
在南方作战，满清以明降人作先驱，压制了所有的抵抗。亡明的三个皇子，在这时候前后称帝，但都被各个击破。当大局抵定之日，满洲军驻扎在中部的省份，将部队集中于重要的城市。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与云南则划为三位明朝降将的防区，此三人之中吴三桂当然也不可少。
所以这占领的部署表现出梯次配备的原则。满洲人发祥之地东北原封不动，华北则以预备战斗人员盘据，占领军分置于长城流域的重要城镇。更南的地区，明朝遗民的力量依然存在，则以汉人对付之。这样的布置使满军不至过度地分散，也无各方受敌之虞。迄至公元1681年“削三藩”（即逼着三位明将造反而将他们讨平）之日，此部署维持了30多年。1683年清军又占领台湾，自此全中国才被全部占领。
在财政上讲，清胜于明的一个因素，乃是用银的输送至此改变方向，从此白银不向边区投散，而集中在内地周转。前朝的贡生、监生捐资免税的人物至此也失去特权，使地方政府松一口气，同时也开新朝鬻爵之门。将来这捐资免税的办法虽构成满清之累，不过那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当时满清的另一长处，乃是它有实力执行税收政策。公元1661年对长江下游欠税人的惩罚，列举了13，517个犯者，实际上也将同地区内缙绅阶级几乎一网打尽，内中甚至包括欠税额白银千分之一两的，所以看来其雷厉风行带有恐吓作用。明朝对铸造银元历来疏忽，清朝则殷勤将事，起初10年之内所铸钱数已超过前朝276年所铸造总和，于是民间得有廉价的货币流通。
民族主义在此时期的中国牵涉到报复杂的因素。在本能上讲，没有人会志愿拥戴异族为他们的主子，何况在他们入主之前10年，满洲人还迂回于内蒙古，越长城而入华北平原，攻略城市、蹂躏居民。在1644年以前，汉人之任职满洲者，大概为被俘之后被迫降清。当日的习惯法，俘虏若不称臣换主即罹杀戮，而本国惩罚降人则不仅严厉也及于家属，处在两者之间，实在没有自身作主的机会。
从另一方面讲，满清人与华北汉人在容貌上很难区别，同时他们有心汉化。除了强迫执行外表上及仪礼上对新朝廷之臣服外，他们也不另外生事，构成种族间的轩轾。满汉通婚被禁止，但是两族没有法律上的不平等。满洲人以八旗军籍世袭，可是汉人和蒙古人也能在旗下入籍。当满洲人在1644年入北京时，他们命令所有明代官员全部在职，次年即继续举行科举取士。语言文字上由满人沾染华风，而不是由汉人接承满习。一般说来，满清的君主之符合中国传统，更超过于前朝本土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