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繁荣及市场不景气之周期也会随着发生。虽说在今后几十年内中国应有一个极好机会在“已有的‘和”尚无的“国家之间做和事佬，调节折冲，可是它也可能在两方之间同被排挤。工业先进的国家可找到很多借口抵挡人民共和国廉价而有技能之劳动力；而尚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则用各种教条，指责北京之侵略性。这侵略性之趋向与中国文教传统无关。从一个以农立国国家的观点看来，一个以商业为主的经济体系总好像是具侵略性的。
没有人能缓叙其间之全部可能性。我们说中国已经过一种突破，不过指出先前若干无力伸展的地方今日已不存在，以前若干掣肘的障碍现已克服。一个新国家之行动自由必会展开一长列的可能机缘。一般而论，历史家之职责限于叙述过去。习惯也要求他对现状保持起码的距离，以防备事体可能之逆转。只是在这特殊情形之下，用宏观的眼光看去，我们觉得这样的谨慎已无必要。我们背后已有好几十年从未间断的运动逻辑。又有很多先进国家留下来的痕迹，其用途有如道路上的指路碑，则我们应当能下今日之结论了。如果我们写历史的人再含糊推诿，即是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①这批判由中共中央1958年12月10日的决议提出，原文载《人民日报》、英译见（Dan N。 Jacobs and Hans H。 Baerwald。 ed。 Chinese Communism：Selected Documents（NY：Harper & Row， 1963），pp109…132因为两人的立场既如此明显，本书作者即直接指出此系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批判。读者也可参阅中共在1987年编印之《中共党史大事年表》页343以下各节，内中对毛泽东主动与间接参与文革有直率的批判。
②马克思主义之本身为由知识界所掀起的各种左倾思想组成的一大集团，缺乏固定轮廓。马克思自己所作政治小册子不如他经济方面著述之详尽。《共产党宣言》内中条列的各项步骤在19世纪中期看来带革命性格，以后却供很多西方国采纳，连美国在内。此外，《资本论〉则由罗宾生教授（Joan Robinson）与熊彼德教授（Josegh Schumpeter）指出，内中有不少不合实际的地方，如机器只能传达价值，不能产生价值，如大学教授不事生产，只是社会上游手好闲的人物，如娼妓，如资本家承担风险不能算是对社会或经济的一种贡献。殊不知现代高等科技如计算机等即全由他所不承认的三个因素产生。总之则20世纪末期没有人能说他全都遵守马克思主义，更不用说整个国家。
人民共和国国有一做书评家指出本书作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观点有可商之处”〔见〈读书〉1983年5月号〉。这点我完全承认。可是另一方面，认为经济之组织对法律和文教有决定性的影响，作者也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一样无法否认受有马氏的影响。刻下将历史观作冗长、互相继续而作梯度前进的观察时尤然。
第二十一章 台湾、香港与澳门
前言：
台湾、香港、澳门与大陆的分合，是中国大历史未来发展的最大课题。但人类的行动在大范围内展开，只循着若干因果关系，不能被各个人的意愿所左右，更难因着他道德上的希望而迁就。
为了保存本书题材的完整。势必再提到台湾香港与澳门的特别情形。理论上，今后台湾的出处很可以改变上章的结论。今日海峡两岸领导人对台湾问题的专注，主要的也是由于这原因。
台湾的成长
台湾是中国之一省、岛上的土著从来即未有充足之人数成为政治上或经济上特别的问题。因为说福建或客家方言的移民来临，台湾产生了一种中国大陆文化的分枝，家族间之凝聚力强。日据时代，台湾的农产品以向日本输出稻米、蔗糖、茶叶、樟脑为大宗。可是农业生产未曾构成大规模农场，仍然有如大陆，一般以一家一室耕耘门前屋后的田土为主。只是地理上较为优越，岛上从未有大陆般贫困的情形，例如中国之西北。
国民党在对日胜利接收之后，已将台湾佃农数大为减低。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以麦克阿瑟在日本的土地改革为蓝本，一家的所有地大致以中等地7英亩半为最高限额，多余的由政府接收重新分配，其代价只有两年半的收成数。实际的付出以30％将自日本接收的工商业股票作数，其余以农产证券用稻米甘薯付给，预计20年偿请，内带4％的利息。这种强制接收、强制重新分配的办法能够执行，乃因当日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