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文帝前元年间。
刘恒和好大儿刘启默默对视，双方情绪都非常稳定。
父子两人都半天没有说话，最后刘恒率先把目光重新移回了神迹上，随后刘启也移开了目光——那个时候确实是邓通有罪啊，而且，吮吸脓血这事儿……
汉朝初年。
刘邦挑挑眉，似笑非笑：“这个叫刘启的小子，他的性格和手段……”可比刘恒这个父亲直白酷烈得多啊。这样的新帝，面对大汉当时的情况，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完全可以有所推断。
那就是，没多久就来上一场大手笔——就算不是如此，也绝对不是刘恒那般表面怀柔、暗中慢慢蚕食的方式了。
不过，这也是好事。
他可还没有忘记，神迹之前讲到贾谊的时候，提到的贾谊上书中大汉存在的种种问题。那些问题，他不认为刘恒在位期间能够基本解决，相反，多半还是要轮到这一位后继之君来扫清这些障碍。
明朝，永乐年间。
朱棣对于刘启的这件事情并不在意，只是从中联想到了后来刘启的风评：“早先时期，汉景帝尚且为明德遵业，可后来就变成了忌克少恩，无人君之量，刻薄任数，以诈力御下，还真是……”
他略略冷笑，指尖敲击着扶手。
不可否认，刘启确实在性格方面与刘恒并不相同，存在骄矜剽悍的一面，做的事情也贯彻了他的性格，基本上能不委屈就不委屈自己。但，这有什么问题吗？
对他的批判，一则集中在他削藩引动七国之乱上，一则在他废立皇后和太子上，再有就是在他诛杀大臣上。
但是，天地良心，这有什么错？！
即使自己就是藩王上位，朱棣也要为刘启削藩表示赞同，削藩就是削藩，政治就是政治，这和什么同姓宗族、兄弟之情，没有半毛钱关系。面对国家的大患，政治的危机，难道还要拘泥于小小私情吗？
再有就是废立皇后和太子，这件事确实不是很好，毕竟，非要强辩的话，皇后尚可说是天家私事，太子就绝不能算是什么简简单单小事，而是国本之事。但是，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新任太子、日后的皇帝是孝武，足够出色。
而诛杀大臣……那些人难道不能算是自寻死路、死有余辜吗？
朱棣越想，就越发联想到自己的风评上——自己的事迹，难道不会被那起子无德无才的小人们、没错，就是被他讨厌的江南那一窝文人，添加私货吗？
【后元七年六月初一，刘恒在未央宫驾崩，时年四十七岁。】
【他把自己一直坚持的节俭作风贯彻到了最后，在他留下的遗诏中，要求简葬薄葬，百姓官吏哭灵三天即可，且不禁止娶妻嫁女、祭祀鬼神和饮酒食肉。】
【群臣为刘恒上谥号为文，加上汉朝惯例的孝字，是为孝文皇帝。】
【而太子刘启登基后，又以刘恒的圣德光辉为由，为孝文皇帝庙制作《昭德舞》。并以“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的原因，命令“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
【因而，刘恒成为了西汉少数有庙号的皇帝之一，庙号太宗。】
汉朝，元狩四年。
刘彻对于刘恒的节俭作风还是很敬佩的：“太宗皇帝躬俭省约，以惠休百姓，农不共贡，罪不收帑，宫不新馆，陵不崇墓，实乃王道也。”
当然，他敬佩归敬佩，让他这么做，他也确实是做不到的。
身为天子，该有的东西自然要有，大汉又不是困窘到了那等地步；再说了，薄葬简葬这件事情，他就根本不可能做到，他的帝陵早已开始修建，他可是怀揣着将其建成最宏大的帝陵的目标去的。否则，难道要让他在死后的世界不能像人间一样生活吗？
汉朝，文帝前元年间。
刘恒伸手揉了揉刘启的脑袋。
启儿的孝心他感觉到了，不用别的，也无需多么善待自己这个父皇遗留下来的宠臣，只要如神迹中这般，为自己昭彰功德、制定庙号，就已经是孝心的极大体现了。
刘启不以为意，这不是应该的吗？父皇在治理天下上，难道做得还不够好？不能配上一个太宗之名？
不过，神迹讲出了这些事情，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父子感情，自己还是很乐意的。
而“文”这个谥号，确实与父皇很相配：道德博闻，慈惠爱民，愍民惠礼，赐民爵位，
修德来远，坚强不暴，徽柔懿恭……
汉朝初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