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桃酒以外，还有平时所没有的香槟酒。因此到了这种“盛夜”，我便受到特别邀请，而且到处都有人拉我入座。
当时我既看不出来，而且一直也弄不明白，这种晚宴怎样能够使学生更有资格充当律师。最初这种宴会往往只有少数几个学生参加，所以他们就有机会和法官交谈，还有人发表演说。这种情况有助于他们获得具有一种优雅而精练的社交知识，而且还提高了他们讲话的能力。可是到了我那个时候，这种情况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因为法官们自己分设一席了。这么一来，这种制度便逐渐丧失了它原有的意义，可是保守的英国还是保持着它的形式。
学习的课程是容易的，律师们被幽默地称做“宴会律师”。谁都知道，考试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在我那个时候，考试有两门：一门是罗马法，还有一门是普通法。当时有一些正规的课本是专门为这种考试而编印的，而且可以带到考场上去，可是几乎没有人去读它们。我知道有很多人以一两个星期的时间突击罗马法的笔记，便可以应试及格；只要花两三个月的时间读一读普通法的笔记，也可以应试及格。考卷是很容易答的，主考员也是宽宏大量的。罗马法考试的及格率住往达95％至99％，而大考的录取率则达75％或更多。所以谁也不怕落榜，何况考试不是一年一次而是一年四次，谁也不觉得有什么困难。
然而我却成功地把这两种考试并而为一。我觉得我应该读遍所有的课本。我以为不读这些书是一种错误。我花了很多钱去买课本。我决定读拉丁文的罗马法。我为了应付伦敦大学入学考试所获得的拉丁文知识，对我很有好处。而所有这一切阅读在我到了南非以后，也并不是没有价值的，因为罗马荷兰法就是那里的普通法。所以读了贾斯丁尼亚的著作对于我了解南非的法律，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我花了九个月相当艰苦的劳动读完了英国的普通法。布罗姆的《普通法》是一部巨大而有趣的著作，我花了不少时间才读完。斯尼尔的《平衡法》是很有意思的，可是有一点儿难懂。怀特和提德尔的《重要案例》收集了一定的案例，很有意思而且富有启发性。我还以极大的兴趣读过威廉士和爱德华合著的《不动产》以及古德维著的《动产》。威廉士的著作读起来象一部小说。我回到印度以后曾以同样浓郁的兴趣阅读的一部著作是麦尼的《印度教徒法》，不过这里不是谈论印度法律书籍的地方，所以不谈了。
我参加了考试，而且被录取了，于1891年6月10日取得律师资格，并于11日在高等法院登记。12日我便起程回国了。
然而不管我怎样读书，我的束手无策和恐惧心里并未因此而告终，我并不感宽自己已经有了执行律师事务的资格。
但是要描写我这种遇事束手无策的情形，只好另辟一章了。
第二十五章 我还是没有办法
在英国取得律师的资格不算难，但是执行业务却不容易。法律书我倒是钻研过，但是如何执行我却没有学过。我曾经用心读过《习律一助》，但不晓得怎样把它应用在我的业务上。
“应用自己的财产应使无害于人”是其中一个格言，然而我实在不懂得应该怎样运用这个格言而有利于诉讼当事人。我读遍了这本书中所有重要的案例，可是在业务上如何加以运用，并没有给我多少信心。
而且，印度法律我根本没有学过。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法律，我一点也不懂。我连起诉书应该怎样写也没有学过，而且感到毫无办法。我曾听说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在法庭上作狮子吼的故事，他在英国如何学得这种功夫，我倒是感觉奇异。我并不奢望具有他那种法学上的敏锐，但是我究竟能不能依靠这种职业为生，的确使我深为不安。
我在学习法律的时候，心中已经充满了这些疑虑和不安。我把这些困难告诉了几个朋友，其中有一个朋友劝我去请教达达巴伊·奥罗吉。我已说过我去英国的时候，本来就带有一封给达达巴伊的介绍信。可是我很迟才把这封信交出去，因为我终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去麻烦这样一个大人物。每次听说他要演讲了，我便赶去参加，坐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谛听，等到眼福和耳福都得到满足了，便自回家了。为了和学生有密切的接触，他曾建立了一个学会。我常常参加它的集会，看到达达巴伊对于学生的关怀和学生对于他的尊敬，心里着实快活。过了一些时候，我终于鼓足勇气把介绍信交给他。他说：“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谈谈。”但我一直没有去找他。我以为除非最迫切的需要，就不应当去麻烦他。所以当时我竟不敢接受那位朋友的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