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是无法洗涤的，而且无论你做了多少好事，都归于无有。
他一方面推荐我读许多书，同时还给我介绍了他认为是坚定的几个基督教友，其中有一个是属于基督教的一个派别普鲁茅斯教友会的。
柯慈先生负责建立的许多关系都很好。最使我感动的是，他们都是敬畏上帝的。然而当我和这个家庭往来的时候，普鲁茅斯教友会的一个教友却向我提出了一种我没有料到的理论：
“你不能理解我们的宗教有多么美。照你所说的，你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似乎都用在忏悔你的过失和改过自新的工作上。这种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行为，怎么能使你得救呢？你是永远不能得到平安的。你承认我们都是罪人。现在看看我们的信仰是多么完美。我们自己改过自新是没有用处的，但是我们必须得救。我们怎么背得起罪恶的包袱呢？我们只能把它放在耶稣的身上。他是唯一无罪的上帝的儿子。凡信他的，必得永生。上帝的无限慈悲就在于此。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替我们赎罪，我们的罪就不会束缚我们。我们是免不了要犯罪的。人生在世而无罪过是不可能的。耶稣就是因此而受苦，并为人类救赎所有的罪过。只有接受他伟大的救赎的人，才能够得到永恒的平安。试想一想你的生活是多么惶惶不安，而我们所得到的却是平安的许诺。”
这一番议论完全不能使我信服。我谦逊地回答说：
“如果这就是所有的基督教徒所承认的基督教，我便不能加以接受。我并不寻求从自己的罪恶的后果中得到救赎。我所寻求的是从罪恶本身，或者不如说是从罪恶的思想本身得到救赎。在我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以前，我宁可过着不安的生活。”
关于这一点，那位普鲁茅斯教友反驳道：“我敢向你保证，你的努力是不会有结果的。请你把我所说的话仔细考虑考虑吧。”
而这位教友真是言出必行。他有意犯了罪，却向我表明他并未因此而感到不安。
不过在我遇见这些朋友以前，我就已经知道所有的基督教徒并不相信这样一种救赎论。柯慈先生本人就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的心地是纯洁的，他也相信自我纯洁是可能的。那两位女士也赞成这种见解。我所读过的书有几本是充满着虔敬之心的。所以柯慈先生对于我最近这一次经历虽然十分忧虑，我还可以向他重申：一个普鲁茅斯教友的歪曲之论还不歪于使我对基督教发生偏见。
我的困难是在别的地方，这就是关于《圣经》及其已为人所承认的解释。
第十二章 设法和印度人来往
在我进一步写到和基督教徒更多的往来以前，我必须就这个时期的其他经历谈一谈。
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赛在比勒托里亚的地位和达达·阿布杜拉在纳塔耳的声誉是旗鼓相当的。凡有公众的活动，少了他就不好行进，我在比勒托里亚的第一个星期就和他认识了，我告诉他我很想和那里的每一个印度人有所接触。我表示我有一种愿望，想研究一下那里印度人的情况，请他惠予协助，这一点他倒是高兴地答应了。
我的第一个步骤是召集一个会议，请比勒托里亚所有的印度人都来参加，打算把德兰士瓦印度人的情况告诉他们。这次会议是在哈齐·穆罕默德·哈齐·朱萨布赛的家里举行的，我是凭一封介绍信认识他的。到会的大半是弥曼商人，虽然也有几个印度教徒参加了。事实上，比勒托里亚的印度教居民是很少的。
我在这一次会上的演说，可以说是我生平第一次对公众的讲话。我的讲题是论商业上的诚实，在演讲之前，我已作过相当准备。我常常听见商人们说，做生意是不能讲诚实的。当时我不以为然，现在还是这样。时至今日还有些做生意的朋友说商业和诚实是不能并立的。他们说，商业是很讲实际的，而诚实则是一件宗教的事情：他们认为实际的事是一回事，而宗教却是另一回事。他们以为做生意谈不上纯粹的诚实，除非是切实可行，人们是轻易不说的。我在演讲中竭力非难这种说法，使商人觉悟到他们的双重责任：在外国诚实格外重要，因为少数几个印度人的行为乃是他们的亿万同胞的品行的准绳。
我早已发现我们的人民的习惯和生活和他们周围的英国人比较起来是很不卫生的，我请他们加以注意。我还强调忘却诸如印度教徒、穆斯林、波希人、基督教徒、古遮拉特人、马德拉斯人、旁遮普人、信德人、卡赤人、苏尔特人等等差别的必要性。
我在结束的时候，建议成立一个协会，以便把印度侨民的苦处陈述于有关当局。我答应尽可能抽出时间为这个协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