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去找他。我回来把事实重新作一番推敲，我的眼光就完全改变了，同时我在无意中还找到了一件和这个案子颇相类似的南非旧案例。我喜出望外，去见李昂纳先生，告诉他一切。“对了，”他说道：“我们将打赢这场官司。不过我们要弄清楚，是那个法官经办这个案子。”
当我在为达达·阿布杜拉的案子进行准备的时候，我还不能充分理解事实竟有那么大的关系。事实就是真理，我们一旦依附了真理，法律自然就会来帮助我们了。我知道达达·阿布杜拉的案子，事实方面的确是极为有力的，因此，法律方面当然是有利于他的。然而我也晓得，如果官司继续打下去，原告和被告双方就会同归于尽，而他们彼此都是亲戚，又是同多。谁也不知道这件案子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了结。如果让它继续在法庭里弄个水落石出，它可能无限期地打下去，这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双方都希望立即了结这个案子。
我去见铁布赛，劝他去找人仲裁。我建议他去见他的法律顾问。我向他提议，如果能找到一个双方可以信任的仲裁人请他出来公断，这件案子就可以迅速获得解决。律师费急速地增长，当事人虽然都是大商贾，也经受不了这么庞大的支出。这件案子占有了他们过多的注意力，使得他们连做别的事情的时间都没有了。同时相互间的恶感也在稳步上升。我对于这种职业感到厌恶。双方的律师和法律顾问当然是各自找寻法律根据来支持他们的当事人。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胜诉的一方永远收不回来因此而破费的一切代价。根据诉讼费法规的规定，双方当事人之间有固定的费用范围，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实际费用则高得多。这是我所不能忍受的。我感觉我的责任是使双方重归于好。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使他们和解。最后，铁布赛总算同意了。仲裁人是委定了。双方在他面前申述案子，结果达达·阿布杜拉获胜。
然而这并没有使我满足。如果我的当事人要求对方立刻赔偿，铁布赛一定不可能全数付清。旅居南非的波尔班达弥曼人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就是宁肯死亡而不愿破产。要铁布赛全部付清37，000英镑和讼费是不可能的。他决不愿意少付一个铜板，而他又不愿意宣布破产。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达达·阿布杜拉同意他分期偿付为数不大的款项。这一点他倒是慷慨地答应了，时间也拖得很长。取得分期付款的让步，对我来说，比促使他们同意仲裁还要困难。可是双方对于这个结局都很满意，双方也因此获得舆论的推崇。我的快乐是不可言喻的。我已经学会了法律的真实的实践，学会了掌握人性之善良的方面而深入人们的心灵。我懂得了律师的真正职责是使有嫌隙的双方言归于好。这个教训是这样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以至在我执行律师业务的二十年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促使成千的案件私下妥协。我这样做毫无损失——甚至我的收入也没有受到影响，更不必说我的灵魂有什么损失了。
第十五章 宗教的激动
现在可以回过头来谈一谈我和基督教朋友们的经历了。
贝克先生越来越关心我的前途。他带我到威灵顿大会去。新教派的基督教徒每隔几年便召开这样的大会，使信徒们得到一种启发或自洁。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宗教维新或宗教复兴。威灵顿大会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主席是当地有名的安德禄·穆莱牧师。贝克先生原希望大会上使人感奋的宗教气氛和赴会者的热忱和诚笃将无可避免地导致我皈依基督教。
然而他最后的希望却寄托在祷告的功效上。他对于祈祷的信心是永不改变的。他确信凡是热诚的祷告，上帝不能不听。他举出好多例子，象布里斯托尔的乔治·缪勒就是全靠祈祷，那怕是世俗的需要，也是如此。我抱着毫无成见的态度倾听他讲述祈祷的功效，并且向他保证：如果我感觉受到呼唤，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拦我皈依基督教。我给他这个保证是毫无犹豫的，因为我早就学会了使自己顺从内心的声音。我乐于顺从这种声音。如果背着这种声音做事，对我来说不但是困难的，而且是痛苦的。
于是我们便动身到威灵顿去。贝克先生陪着象我这样“一个有色人种”赴会实在是有些为难。他有好多次完全因为我的缘故而遭受不便。有一天碰巧是个星期日，由于贝克先生和他的同伴不愿意在安息日旅行，我们便在途中逗留下来。虽然在诸多周折以后车站旅馆的经理总算同意收留我住宿，但绝对不让我进餐厅吃饭。贝克先生不是一个轻易让步的人，他要为旅馆的客人争取权利。但我晓得他的困难。到了威灵顿我还是和贝克先生住在一起，尽管他竭力隐藏他所遭到的一些不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