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并没有使我的朋友们懂得自力更生的美妙之处。不久，就我洗衣服的技术而论我成为浆洗专家了，而且我所洗的东西决不亚于洗衣店。我的领子平挺和光亮的程度并不比别人差。
戈克利到南非的时候，带了一条披肩，是摩诃窦·戈温德·兰纳德送的礼物。他很珍爱这件纪念品，保存得极为细心，只在特别场合才使用。有一次，约翰内斯堡的印度侨民举行宴会欢迎他，可是他那条围巾太皱了，需要熨平。当时要送到洗衣店去熨已不可能及时取回，所以我便毛遂自荐，要显显身手。
“你当律师的才能，我是信得过的，但是我不相信你也有洗衣匠的才能，”戈克利说道：“你要熨坏了怎么办？你知道这条围巾对我的意义吗？”
于是他以非常高兴的心情叙述了这件礼物的故事。我还是坚持要给他熨，保证质量不差，经他许可以后，我把那条围巾熨好了，并且赢得了他的赏识。自此以后，即使全世界其余的人都不赏识，我也不在乎了。
当我从对洗衣匠的依赖中解放了自己的时候，我还以同样的方法抛弃了对理发师的依赖。凡是到过英国的人，至少都学会了刮胡子的本事，但是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学会自己理发。这种本事，我也得学。我在比勒托里亚的时候，有一次到一个英国理发馆那里去理发。他轻蔑地拒绝为我理发。我当然觉得伤心，但是立即头了一把剪子，对着镜子剪自己的头发。额前的头发我总算剪得还不错，脑后的却剪糟了。法院里的朋友们看见了，简直笑坏了。
“你的头发怎么啦，甘地？老鼠啃了吗？”
“不是的，白种人理发师不屑碰我的黑发。”我说道：“因此我宁肯自己剪，不管剪得多么坏。”
这个回答并不使朋友们惊讶。
其实，那个理发师不给我理发也无可厚非。如果他替黑人理发，他就会随时失掉主顾。我们也不准许我们的理发匠给我们的不可接触者弟兄理发。我在南非得到了这种报应已经不止一次，而是好多次了。我认为这是罪有应得的，因此也就不生气了。
我追求自力更生和简单朴素的热情所表现的极端形式，将在适当的地方另行描述。这个种子早就撒下了，只要浇水就可以使它萌芽、开花和结果，而浇水的工作后来也做了。
第十章 波耳战争
我得把1897至1899年间许多别的经历从略，直接来谈一谈波耳战争。
战争宣布的时候，我个人是完全同情波耳人的，不过当时我以为对这件事情自己还没有权利来执行个人的信念。我在《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中就这个问题详尽地说明了内心的斗争，这里无需赘述。凡是好奇的人，我请他去翻一翻那几页。别的不用说，正是我对于不列颠统治的忠心驱使我在战争中参加了英国人这一边。我觉得如果我要求具有一个英国公民应有的权利，那么我也就有责任参加保卫不列颠帝国。当时我以为印度只有在不列颠帝国并且通过它才能获得完全的解放。所以我募集了尽可能多的同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使他们作为一个救护队的投效被接受。
一般英国人都以为印度人是胆怯的，不敢冒险的，除了眼前的私利之外，看不到更远大的东西。所以有很多英国朋友对我的计划泼冷水。但是布斯医师却加以全力的支持。他训练我们做救护队的工作。我们取得了适合于作医务工作的证件。劳顿先生和已故艾斯坎比先生都热情地支持这个计划，我们终于申请到前线去工作。政府感激地接受我们的申请，但是又说当时并不需要我们服役。
然而对于这个拒绝我是不甘罢休的。通过布斯医师的介绍，我拜访了纳塔耳的主教。我们队里有很多信奉基督教的印度人。主教很称道我的建议，答应帮助我们获准服役。
时机对我们也很有利。波耳人表现了比人们所预料的还要厉害、坚决而勇敢；我们的服役终于用得着了。
我们的救护队有1，100多人，有将近40个队长；有300左右人是自由印度人，其余的都是契约工人。布斯医师也和我们在一起。救护队表现得很好。我们的工作虽然是在火线以外，虽然还有红十字会的保护，在紧急的时候，我们也被派上火线去工作。这种保留并不是出于我们的要求，而是当局不愿意我们处于炮火射程之内。然而在斯比昂·柯柏败退以后，形势变了，布勒将军函告我们说，我们虽然不必冒险，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到战地去救护伤兵，政府将会感激不尽。我们毫不迟疑，所以我们在斯比昂·柯柏的活动使我们处于火线之内。在这些日子里，我们每天行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