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研究帮助了我。我想起了史尼尔有关平衡法的讨论，《梵歌》的训诂使我更加明白“受托人”这个字的含义。我对于法律学的敬意增长了。我从中发现了宗教。我懂得《梵歌》关于不占有的训诂意思是说：凡是要解脱的人应该学受托人的榜样——他虽然控制着大量的财物，但是没有一样被当作是自己的私物。这就象白天一样的清楚：一个人要做到不占有和平等必须先改变心肠和态度。我于是写信给列瓦商卡巴伊，请他容许我撤销人寿保险，随便收回一点钱，或者把我已经交的保险费算是损失，因为我已经相信，上帝既然创造了我的妻子儿女和我自己，就会照顾他们。我还写信给我的哥哥，他待我一直象个父亲。我向他说明我已把当时全部的积蓄都给他了，此后他不要再指望我继续汇钱回去，如果我有积蓄，也要用到侨团的利益上去。
要使我哥哥谅解这一点，确非易事。他以严峻的语言向我说明对他应负的责任。他说我不应当自以为比父亲更聪明。我必须象他一样地照顾家庭。我向他指出，我所做的正是我父亲过去所做的事情。不过“家庭”的含义稍有扩充，而我所采取的步骤究竟有什么智慧，将来是会明白的。
我的哥哥不再理我了，事实上终止了所有的信件往来。我深为不安，但是如果要我放弃我所认定的责任，就会使我更加不安，两者之间，我选择了较轻者。然而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敬爱，这种敬爱一直是纯洁而伟大的。他对我的厚爱正是他的不幸的根源。他并不是那么需要我的钱，他把这种作法当作是我对家庭应尽的义务。幸而到了晚年，他终于谅解了我的看法。他在临终的时候，认识到我所采取的步骤是正当的，写了一封非常感人的信给我。他向我道歉，如果说一个父亲也可以向他的儿子道歉的话。他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我，叫我按我认为正当的办法抚育他们，并表示他渴望和我会面。他发了一个电报说他想到南非来看我，我回电赞成。然而事与愿违。他所寄望于他的儿子的，也没有实现。他在动身去南非之前便去世了。他的几个儿子依然是在旧的气氛中长大，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不了。我不能把他们拉过来。这不能怪他们。“谁能预先说定自己的命运呢？”谁能消除他与生俱来的印象？同样的，一个人如果指望自己的儿女也必须经历和自己同样的演变过程，那将是徒劳无功的。
这件事情多少表明了作父母的承担着一种多么可怕的责任啊。
第六章 为素食所进行的一次牺牲
正当牺牲和简朴的理想越来越得到实现，而宗教的意识在我的日常生活中越发活跃的时候，把素食当作一种使命的热情也随着增长起来了。我只懂得一种传教的方法，那就是用亲身的事例以及和追求知识的人进行讨论的方法。
约翰内斯堡有一家素食馆，是由一个信奉库赫尼水疗法的德国人经营的。我自己去过这家素食馆，并且帮它招揽了许多英国朋友。不过我知道它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因为它老是处于经济困难之中。我尽可能用我认为适当的办法赞助它，并在它身上花了一些钱，可是它终于倒闭了。
大多数的通神学者差不多都可以算是素食者，这时有一个属于那个团体的有事业心的夫人出来开设了一家规模宏大的素食馆。她是一个爱好艺术、夸夸其谈而不会算账的人。她交游甚广。开始的时候，这家索食馆规模很小，但后来她却决定租用大房间冒险加以扩充，并且向我求助。她找我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她的经济情况，但是我料想她的预算一定是相当精确的，而且我也可以满足她的要求。我的当事人常常把大宗的钱存到我这里，征得其中一个当事人的同意以后，我用他的名义借了大约一千英镑，这个当事人是一个十分慷慨而真诚的人。他当初到南非来，还是一个契约工人。他说：“如果你喜欢，就把钱拿走吧。这些事情我是不懂的，我只认识你。”他名叫巴德立。他后来积极参加了非暴力抵抗运动，而且也坐过牢。我以为经他同意就够了，于是把这笔钱借出来。
两三个月以后我才知道这笔钱收不回来了。我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损失。这笔钱我本来可以用在别的许多事情上，这笔钱一直没有清还，然而信而不疑的巴德立怎么可以白白遭受这笔损失呢？他只认得我；这笔损失我得弥补。
有一次我把这宗交易告诉一个打官司的朋友，他对我的愚蠢委婉地责怪道：
“老兄，”——幸而我还没有成为“圣雄”，甚至还没有人叫我“巴布”（父亲），朋友们往往亲密地称我为“老兄”——“这不是你应该干的事。我们有很多事情依靠你。这笔钱你是要不回来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