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女子。她就是史丽新小姐，是卡伦巴赤先生介绍给我的。关于卡伦巴赤先生，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她现在是德兰士瓦一个中学的教员。她到我这里来的时候，大约只有十七岁。她有一点古怪的脾气，有时卡伦巴赤先生和我都受不了。要说她是来当速记员，倒不如说她是来找经验的。她禀性中缺乏那种对于有色人种的歧视。她对于年龄和经验似乎都满不在乎。甚至当面侮辱一个人，当面斥责人，她也毫不犹豫。她的粗暴常常陷我于困境，但是她的坦白率真的性情往往就把因此而引起的问题消除了。她打的信，我常常是不加核对就签发了，因为我觉得她的英文比我的好，而且对她的忠诚有最充分的信任。
她富有牺牲精神，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她所得不过六英镑，从来不肯接受一个月多于十英镑的薪水。每逢我劝她多拿一些工资的时候，她总是怪我说：“我不是到这里来向你要薪水的。我来这里是因为我喜欢同你一起做事，我喜欢你的理想。”
有一次她向我支取四十英镑，可是她一定要算是借款，而且去年把这笔钱全部清还了。她的勇气也和她的牺牲精神一样大。我生平有幸遇见过几个这样的妇女，其品格象水晶一般的莹洁，其胆识可以使战士失色；她便是其中的一个。她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她现在是怎样一个人，我已不象从前那么清楚了，但是我同这位青年女子的接触，却永远是我的一个神圣的回忆。因此我如果不把我所了解的关于她的为人说出来，那就对不起真理了。
她白天黑夜为运动操劳。她在黑夜的时候，独自一个人外出工作，若有人提议派人送她，她便生气地加以拒绝。成千上万的有胆量的印度人向她求教。在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那个期间，差不多所有的领导人都被抓进监牢里了，就亏她一个人领导这个运动。她经管着几千个人，处理无数的信件，手头还要管《印度舆论》周刊，但是她永不倦怠。
关于史丽新小姐的这类事情，我可以写个不完。不过我想引用戈克利对她的评价来结束这一章。戈克利认得我所有的同事。有很多人他是喜欢的，也常常夸奖他们。在所有的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同事之中，他最推崇史丽新小姐。他说：“我很少遇见象史丽新小姐那样勇于牺牲、为人纯洁和无所恐惧的人。
在所有你的同事当中，在我看来她应当位居第一。“
第十三章 《印度舆论》
在我继续谈到同其他的欧洲人的亲密交往以前，我得先提两三件重要的事情。不过，我同其中一个人的接触，应该在这里马上谈一谈。狄克小姐的任命还不能满足我的工作上的需要，我需要更多的帮助，我在前几章提起过李琪先生，我同他很熟。他是一家商行的经理，他赞成我的建议，离开了那家商行到我这里来做事，因而大大地减轻了我的负担。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马丹吉特先生来找我，提议创办《印度舆论》，征求我的意见。他已经开办了一所印刷厂，我赞成他的建议。这个刊物就在1904年创刊了，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是第一任编辑，但是经营这个刊物的工作却必须由我来担负，事实上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个刊物上了。这倒不是因为曼苏克拉尔搞不了，他在印度办过许多报刊，但是只要我在那里，他便不肯为那错综复杂的南非问题写文章。他对于我的见解极其信任，因此便把社论一栏推给我担任。这个刊物一直到今天还是一个周刊，开头有古遮拉特文、印地文、泰米尔文和英文四种版本。不过我觉得泰米尔文和印地文版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它们并没有起应有的作用，因此我就把它们停了，免得给人一种欺诈的印象。
我原来并没有想到我自己会在这个刊物上花什么钱，但是不久我就发现，如果没有我的经济上的接济，继续出版是有困难的。印度人和欧洲人全都明白，我虽然不是《印度舆论》的正式编辑，实际上，经营管理是由我负责的。如果还没有创刊倒也不算什么，可是一旦已经出版，如果中途把它停下来，那就不但是一种损失，而且是一种耻辱。于是我不断地给予资助，一直到后来我的存款差不多花光了，我记得有一个时候，我每个月要汇出75英镑。
然而经过这几年以后，我觉得这个刊物对印度侨团是很有好处的。它从来就不是被当作一种商业性的事业。由于它一直是在我的管理之下，这个刊物的变迁就可以说明我自己生活的变迁。当年的《印度舆论》就象今天的《青年印度》和《新生活》一样，都是我的一部分生活的反映。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我把我的心灵都灌注到这个刊物的篇幅上去，就我的理解所及，宣扬非暴力抵抗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