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你所知道的，经过慎重的考虑以后，我感到不得不向阁下表明，由于我在本月（4月）26日的信上所说的那些理由，我本来不能参加这次会议，但是承蒙您接见面谈之后，我终于决定参加，这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确是出于我对您的最大的尊敬。我不想出席的理由之一——也许是最主要的原因，乃是罗卡曼尼亚·狄拉克、贝桑特夫人和阿里弟兄没有得到邀请参加这次会议。我认为他们是公认的最有力的领袖。直到现在我仍然感到没有请他们参加是一个很大的失策，因此我谨向您建议如果在以后的省的会议中——我知道这是跟着就要举行的——这些领袖们能够被邀请贡献他们有益的意见帮助政府的话，这次的损失还可以弥补。恕我斗胆直陈，任何政府都不会不重视象这些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领袖，即使他们的观点与政府的观点根本不同。同时我又很高兴的是，在这次会议的各个委员会上，各党各派的意见都可以自由发表，就我来说，我是有意克制我自己不在我所属的委员会或在大会本身发表我的意见。我觉得只要我拥护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我就算是很好地为大会的宗旨服务了，而这一点我是毫无保留地做到了。我希望尽早化语言为行动，只要政府接受我的建议，这个建议我已另函同时附上。
“我承认在这危急的时刻，我们必须象我们已经决定的那样给帝国以出自本意的和毫不含糊的支持，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能成为这个帝国的一个具有自治领地位的伙伴。不过这是一个简单的真理：我们的响应是由于我们指望我们的目标能够更快地实现。由此说来，即使主动承担起这种责任能够带来相应的权利，人民仍有理由相信在您的讲话中所谈到的重大改革将体现在国大党联盟方案的一般主要原则中，我相信正是由于这种信念，使得大会的很多成员愿意给予政府以衷心的合作。
“如果我能够使我的同胞收回他们的要求，我一定要他们撤销国大党的一切决议，而在这大战的危急期中，不再絮叨着要什么‘自治’或‘责任政府’。我要使印度贡献她所有身强力壮的男儿在帝国告危的时刻为帝国牺牲。
我知道印度采取了这个行动之后，就会成为帝国最得宠的伙伴，而种族歧视也就会成为过去的陈迹。然而事实上，印度的整个知识阶层所决定的却是采取比较无效的办法，而现在谁也不能再说知识阶层对于广大群众没有什么影响。自从我从南非回国以后，一直同农民们保持着极为密切的接触。我希望能使您相信，自治的要求已广泛地深入人心。上届的国大党大会我参加了，而国大党大会所通过的要由一个国会机构明文规定在一定时刻内给予英属印度一个完全的责任政府的决议，我也是起草人之一。我承认这是一个大胆的步骤，但是我相信，除非在最短期间实现一个明确的自治的幻想，印度人民是不会满意的。我知道印度有很多人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任何牺牲在所不惜，而且他们也很清楚，既然他们希望在帝国的范围内达到最后的地位，他们也应当为帝国作出同等的牺牲。所以我们也懂得，我们只有全心全意地埋头苦干把帝国从当前的危险中拯救出来，我们才能缩短达到那个目标的行程。不承认这个基本的真理，那就是一种民族自杀。我们必须了解，如果我们拯救了帝国，我们在那个行动的本身中也就取得了自治。
“因此，这一点在我看来是很清楚的，就是为了保卫帝国，我们必须给帝国以所有可能的人力支援，但是在财政上，我们就不能提供同样的支持了。我同农民们的密切交往使我相信，印度捐献给帝国国库的，已经远远超出了印度的能力之外。我知道我这样说是代表着我国大部分同胞的意见的。
“这次会议对我来说，同时我相信对很多人也是一
样，意味着为了共同的事业而贡献生命的一个明确的步骤，但是我们所处的地位是特殊的。今天我们还够不上算是帝国的伙伴。我们的贡献是基于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如果我不把我们的希望清楚地、如实地告诉您，那我对您和我的同胞就不真实了。我并非为了实现这个希望而讨价还价，但是您应当懂得，失望就等于幻灭。
“还有一件事情我不能省略。您曾经向我们呼吁，要我们放弃内部的分歧。如果这个呼吁是指容忍官员们的专横和错误行为，我是无力响应的。我对有组织的横暴决心抵抗到底。这个呼吁应该是指向官员们，要他们不得虐待平民、抛弃过去一贯的做法，多和人民商量，多尊重群众的意见。我在三巴朗的时候，因为抗拒一种长时期的专制，最后竟不得不诉之于英国司法的最高权力。在凯达，不断咒骂政府的人们，现在却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