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正在进行的事业感到满足。我以为一旦举行了宣誓，以后便不能违背，因此，服用国货的誓言，其含义应当为人民所充分了解，而印—穆团结的誓言所具有的责任，也应当为一切有关的人深刻认识。最后我提议凡是愿意举行宣誓的，可在第二天早晨再集会。
不用说，孟买的总罢市是完全成功的。进行文明的不服从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了。关于这个问题，曾经讨论过两三件事情。我们决定文明的不服从的对象应当是那些使群众容易不服从的法律。那时的盐税是极不得人心的，而且不久以前还有过一次争取取消盐税的强大运动。我因此建议人民可以置盐税法于不顾，在各人家里，用海水制盐。我还有一个建议是售卖禁书。我有两本书，即《印度自治》和《给那最后的一个》（鲁斯金同名书的古遮拉特文改写本），是已经被禁止了的，这时正用得着。把这两本书加以重版并公开售卖似乎是进行文明的不服从的最轻易的办法。因此这两本书被大量翻印了，并且安排好那天晚上终止绝食以后在大会结束时发售。
6日晚上有一队志愿人员按预定计划带着这两本禁书出来向人民售卖。沙罗珍尼·蒂维夫人和我两个人坐车子出去。所有的书很快便卖光了。卖书所得的钱都用来进一步开展文明的不服从运动。这两本书的定价都是四个安那，但是我记得从我手上买书的人不是只按定价付钱的。有很多把他们袋里所有的现钱都拿出来买一本书。为了买一本书，五卢比和十卢比的钞票象雪片一样飞来。我记得我还卖了一本书，售价五十卢比！我们向买书的人讲清楚，我们所卖的是禁书，买这种书有可能被捕坐牢。然而那时候他们对于坐牢的恐惧全都消失了。
后来我们听说政府为了避免陷于被动，认为原来被禁的书并没有出卖，而我们所出卖的书并不在禁书的范围以内。政府把这些翻印的书当作是禁书的新版，出售新版书不算犯法。
这消息引起大家的失望。
第二天早晨又召集了一个关于服用国货和印—穆团结的宣誓大会。维塔尔达斯·捷罗嘉尼这才第一次懂得闪闪发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那天到会的人寥寥无几。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到会的几位姐妹。到会的男人也很少。我已经写好一份誓词带在身边。宣誓之前，我对到会的人说明了誓词的意义。到会的人这样少，既没有使我难过，也没有使我感到意外，因为我已经注意到群众态度上的这种特殊的差异：喜欢搞激动人心的工作，而不喜欢埋头苦干的建设性工作。这种差异到现在还依然存在。
关于这一点我将另辟一章来谈。现在言归正传。7日晚我动身到德里和阿姆里察去。8日到马都拉的时候，我首先听到我有可能被捕的传说。车过马都拉停在另一站时，阿恰利亚·齐德万尼到车上来看我，把我将被捕的确切消息告诉我，并问我需要他做什么事。我感谢他的好意，向他保证，需要的时候，我一定请他帮忙。
火车还没有到达巴尔瓦尔车站，我便接到一个书面命令，不准我进旁遮普境内，因为我到那里可能引起地方秩序的纷乱。警察要我下车，我拒绝说：“我是应一个紧急的邀请到旁遮普去的，我不是去扰乱秩序，而是去安定人心。所以我很抱歉不能服从这个命令。”
最后火车进了巴尔瓦尔站。摩诃德夫跟我在一起。我要他去德里把路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史华密·史罗昙纳吉，并要求人民保持镇定。我叫他解释清楚我为什么决定不服从对我所发的命令，并准备承受违法的处分，同时还要他说明，为什么即使不管我受到什么处分，如果人民能够保持充分的平静，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在巴尔瓦尔车站，我从车上被带出来，受警察的拘押。不久有一火车从德里开来，我被迫上了一个三等车厢，由几个警察押着我走。车到马都拉的时候，我便被带到警察局的拘留所去，但是没有哪个警官能够告诉我他们打算拿我怎么办，或者准备把我送到哪里去。第二天清晨四点钟的时候，我被叫醒，他们把我押上开往孟买的一列货车。到了中午他们又在沙威·马渡坡叫我下车。有一个警官叫鲍林先生从拉合尔乘特别快车赶来，现在负责押送我。他把我押上头等车厢，于是我便由一个普通的犯人一跃而为“绅士”式的犯人了，这个警官开始滔滔不绝地称赞米凯尔·奥德耶爵士①。他说米凯尔爵士个人对我并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他只是担心我到了旁遮普会引起地方上的骚乱，诸如此类的话，最后他劝我自动回孟买去，并答应不进入旁遮普境。我回答他说，我不能服从这个命令，我也不打算自动回去。警官知道没有别的办法了，便告诉我说，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