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方便，而且开支也更大。因为《新生活》原来就在阿赫梅达巴出版，《青年印度》也就经我建议搬到那里去了。
这种改变还有别的考虑。我在办《印度舆论》时已经有了经验，我认为这种刊物应当有自己的印刷厂。而且根据当时印度的出版法，如果我想不受限制地发表我的意见，通常为做生意而开设的印刷厂就不大敢于承印。所以建立我们自己的印刷厂就有十分迫切的需要了，既然这在阿赫梅达巴做起来比较便利，《青年印度》也就需要搬到那里去。
有了这两个刊物，现在我就开始尽我最大的能力向读者进行有关非暴力抵抗的教育，这两个刊物销行很广，有一个时期两者的发行量各达四万份。可是正当《新生活》发行量激增的时候，《青年印度》的发行量却增加得很慢。我受到禁闭以后这两个刊物的发行额却又落了下来，现在发行不到八千份。
我一开头便反对在这两个刊物上登广告。我并不认为这样做对它们会有什么损失，相反的，我倒相信这将大大有助于它们保持独立。
此外，出乎意料地，这两个刊物帮助了我保持内心的和平，因为立即进行文明的不服从既然不可能，刊物就使我有可能把我的思想和心事自由地和人民群众沟通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刊物在这个受到考验的时刻确实为人民提供了很好的服务，而对于揭露戒严法令的专横残暴也算是竭尽棉薄了。
第三十五章 在旁遮普
米凯尔·奥德耶爵士要我为旁遮普所发生的一切事变负责，而一些激动的旁遮普青年又把政府施行戒严的责任归到我身上。他们断言如果当初我不停止文明的不服从运动，就不会发生嘉里安瓦拉花园的大屠杀。有人甚至更进一步恐吓我说，如果我去旁遮普，他们就要把我干掉。
然而我却觉得我的立场十分正确而无可非议，凡是有理解能力的人都不会有什么误会。
我急于要到旁遮普去。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因此更想到那里亲自看看所发生的事情。沙提亚巴尔博士，克其鲁博士和潘迪特·兰巴兹·杜德·乔达理，原来曾经邀请我到那里去的几个人现在都下狱了。但是我相信政府决不敢把他们和别的囚徒关得太久。我每次到孟买去，都有很多旁遮普人来看我，遇到这种场合，我总是给他们打气，这会给予他们安慰。当时我的自信心是有感染力的。
然而我到旁遮普的计划总是一再拖延。每一次我要求总督准许我前往那里的时候，他总是说“还没有到时候”，所以就这么拖下来了。
正在这个时候，汉德委员会宣布要对旁遮普政府在戒严时刻所做的事情进行调查。西·弗·安德禄先生这时已到达旁遮普，他来信描述那里的令人触目惊心的事情，使我得到一个印象，就是戒严令产生的暴行甚至比报纸上所报道的还坏。他敦促我，叫我立刻到那里去同他一起进行工作。同时，马拉维亚吉也来电叫我立刻动身到旁遮普去。我再一次打电报问总督：现在我是否可以到旁遮普去了，他回电说等到某一个时候以后就可以去。现在我已记不清是哪一天了，我想大概是10月17日。
我到拉合尔所看见的情景使我终生不能忘怀。车站上从这头到那头简直是人山人海，全市的人好象都出来了，在车站上热切地期待着，仿佛在迎接一个阔别多年的亲属，而且是欣喜若狂。我住在已故潘迪特·兰巴兹·杜德的家里，而招待我的担子却落在沙罗拉·蒂维夫人身上。我说是一种担子，是因为虽在当时，也和现在一样，凡是我住的地方，总是川流不息地有人来往。
由于主要的旁遮普领导人都在狱中，我发现他们的地位已经恰当地被潘迪特·马拉维亚吉、潘迪特·莫迪拉尔吉①和已故史华密·史罗昙纳吉所代替。马拉维亚吉和史罗昙纳吉我从前就很熟悉了，但是我和莫迪拉尔吉建立密切的私人联系，这回还是第一次。所有这些领导人，还有当地幸而没有被捕入狱的领导人，都使我立刻感到和他们相处极为亲切，所以我在他们中间，并不觉得陌生。
①为印度共和国前任总理尼赫鲁之父——译注。
我们如何一致决定不给汉德委员会提供见证，这件事，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事件了。采取这个决定的理由当时曾经公开发表过，这里不必重复了。简单说这样一句就够了，事情相隔那么多年了，现在回顾起来，我依然认为当时抵制这个委员会的决定是绝对正确和恰当的。
作为抵制汉德委员会的一个逻辑的结果是，我们决定成立一个非官方的调查委员会，代表国民大会党进行几乎是平行的调查。潘迪特·莫迪拉尔·尼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