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不宜多饮酒,加上这些天疲劳过度,才出现这种情况。”
莫洛托夫不停地道歉,自责:“怪我们,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都在我们……”
总理吐了几次,车开回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我们扶总理进入房间,他已经停止呕吐,但仍然昏昏沉沉。大家忙着沏浓茶,找医生。浓茶泡好,扶总理坐起些身子,让他喝了两口浓茶。我摸着他的手冰凉,额上也是凉冰冰的汗淋淋的,心里一阵阵着急难过。没有完成好邓大姐的嘱托,我心里自责,更埋怨苏联的领导同志:这些个酒桶,他们大概天天喝,醉习惯了……
扶总理躺好,皇宫医院的医生赶到了,据说是位著名的老医生。他替总理检查之后,说:“不要紧,没什么大事。他的肝脏可能受过亏损,经不起酒精的刺激,再加上疲劳,所以呕吐。吐了好,这是人身体一种自卫的反应。现在不要打搅他,叫他安静睡一夜,明天早晨我再来看看。”
医生留下一点药便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总理睁开了眼,双后搓搓脸,坐起来。
“总理,你感觉怎么样?”我递过去一杯温茶水。
总理只喝了一口。第二口没咽,漱漱嘴吐掉了。伤过酒的胃,不能马上喝太多水。
“比昨天好多了。”总理下了床,“嗯,还有点头昏脑胀。”
周恩来轻轻摇晃一下头,眼里忽然闪过一道亮光,望住师哲,不无担心地问:“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
师哲说:“讲的很好,苏联人都说哈拉少。”
“有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没有。”师哲摇摇头。
“我是说过一些话的,但具体内容一点也记不起来了……”总理竭力回忆着,眉头皱起,摇摇头;脸色苍白,神色忧虑。
“没有什么出格的话,谈了我们出席这次国际会议的意义,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
“还讲了什么?”
“别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师哲想了想,说:“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人,而且是尊重的话。你说你1928年在中共六大见到了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讲了话,表示向他学习……我想,给中共代表讲话的,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同志,只是错说成莫洛托夫了。”
“嗯……”总理沉重地吁口粗气,仍然不放心:“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要如实告我。”
“没有!”师哲很肯定,“确实没有。”
这种场合,师哲是不会遮掩的。因为关系到党和国家,真有出格的话,必须讲出来以便采取补救措施。师哲肯定的态度使再三再四追问的周总理放下一些心。他懊悔地摇摇头,小声喃喃道:
“我记得昨天晚上离开了席位,在大厅转了一阵儿就头昏脑胀,不清醒了……”
师哲直到这时,才换上劝慰的口气:“总理,没事。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因为言语、举止,表现都很正常,甚至没看出什么醉意,否则,早请你退席回寓所了。”
正说着,皇宫医院那位老医生又来了。总理迎上去同他握手致谢,已经完全恢复了平日的翩翩风度。医生替总理检查后,说:“一切正常,但是还要休息。”
“我是准备今天回国的。”总理说。
“绝不能长途跋涉。”医生断然说,“推迟一天走,今天好好休息。”
于是,总理只好留下来多住一天。上午休息,下午参观,第二天才登机飞回北京。
总理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了莫斯科会谈的情况。汇报结束后,又专门向毛泽东作了个别汇报。
“主席,这次我还犯了个错误,要向你检讨呢。”
“什么错误?”
“我在宴会上喝多了……”
“比重庆喝得多?”
“吐了。回来的日期也推迟了一天。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喝吐了,丢了丑,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主席,向中央检讨。”
“哈哈,”毛泽东笑出了声,轻描淡写地把手一挥,“喝酒的人喝醉了,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要是换成我,我不跟他们对酒,我跟他们比吃辣子,以己之长,攻彼之短。”
4月21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全体人员抵达莫斯科。这时,他已是精神抖擞,神采飞扬,谈笑风生。师哲到机场迎接,握手时,总理对他说:“我跟主席承认了错误。主席笑嘻嘻说,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