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常出现一层水迹碱花；总理夜间办公多，从地面冒出的潮气寒气不利健康，总理岁数不小了，常闹腿疼。看到他夜里在腿上盖块毯子办公，我心里很难受。我们这么大个国家，谁能想到总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
跟邓大姐多次商量，我也多次向总理建议，把房子修一修，都被拒绝了。理由是国家穷，大多数人还住不上这样的房子呢。
我动了几次脑筋，终于也找出一条过硬理由：“总理，这些房子也是国家财产，而且还有点文物价值，毕竟有年头了，得保护好。按照正常情况也该维修了，否则房子会损坏的。”
总理似乎被打动了。想一想，点点头：“嗯，你讲得有理，正常维修还是必须的，不能损坏。”
我马上建议：“那就由我们安排一下，利用你外出的时候搞？”
总理点头认可：“行，这件事你来办吧。”他望了我一眼，似有某种不放心，加重语气补充一句：“我说的是正常维修，一定不能铺张浪费，哪里坏了修哪里，要尽量节约。”
“知道。”我应着，心里自有主张。
不久，总理去南方视察、读书，我留在家里负责房屋的维修。我心里琢磨，中央首长里最忙的就是周总理，吉尼斯世界大全其实不全，上面没有说世界谁最忙，谁做工作最多，没说谁睡眠最少，要是有这几条，我们的周总理肯定创世界之最。可他却是在这样一个陈旧、潮湿、昏暗的环境里工作，我若不改变改变这个环境，那可不只是对不起周总理，首先是对不起全国人民。有朝一日人民会指我鼻子责问的……
我先征得邓大姐和童小鹏等同志的同意，然后便照自己的想法干起来。
周恩来腿不行，一坐就是几小时，十几小时，每到下半夜就腿疼。我首先指挥工人将潮湿的铺砖地改成了地板，这样可以脱离泥土，防止返潮，并且换了新地毯；把过去一块潮湿发霉而且生了虫子的旧地毯搬走了。
窗帘太薄，夜里不隔亮；窗子缝隙大，冬天走风漏气，我指挥工人修理门窗，弄严实，并换上比较厚的呢子窗帘，夜里好隔凉。卫生间也作了改建。过去有个旧澡盆，盆地倾斜，又是弧形，总理年岁渐老，行动不便，他又不许别人帮他洗澡，都是一个人关起门来洗，滑一跤可不得了。当时盖钓鱼台国宾馆时剩下一些澡盆，搬一个来换掉旧澡盆。新澡盆盆地平，有扶手，对老人来说比较安全。
屋子里的家具太简陋，办公累了连个舒服一下身体的沙发也没有，就从宾馆储备的沙发中挑两个搬了来。邓大姐的房间也太简陋，连一般女同志都有的梳妆台也没一个。我便为她安置了一个梳妆台。房梁久已腐朽，梁上的敷料常往下掉，虫蛀的木粉也时时飘落下来，便指挥工人换了梁，并且重新油漆粉刷一遍。这些事办完之后，我在各房间走一圈，心里算算帐。我是警惕了不要过分，惹总理不高兴。算过帐，心里踏实了。实在算不得铺张浪费，每一项“工程”都是“有理有利有节”，这点“基本建设”对我们泱泱大国的总理说来，简直够“低标准、瓜菜代”的了。
总理终于从南方回来了。我去接站，没提修房子的事，想让总理享受一次全新的感觉。总理有时不乏“孩子气”，环境换新往往能使人产生一种新鲜新奇的孩童般的惊讶和欣喜。
下车后，我紧随总理，悄悄注意他的神情；走过前院，临进门时，我忽然又生出一种隐隐的不安。万一……
没容我想清那个“万一”，总理已经跨进门坎一只脚。只跨进一只脚，便怔怔地立住了。让总理“惊讶”、“新奇”之目的从那神情的一怔说明已经达到了。但是接下来的会是欣喜还是发生我所担心的“万一”？
糟了，总理的浓眉毛倏忽间已经蹙起来，眼睛眯细，目光闪闪，寒冷锐利，像机枪射手捕捉目标一样飞快地扫过地板、地毯、窗帘、沙发以及油彩粉刷过的屋顶墙壁。我近在咫尺地听到他的呼吸转粗重，脸孔变成通红，鼻翼由于内心的恼火而张大，牙齿气哼哼地咬紧，在腮上突起一道肉棱……他没有马上讲话发表意见，跨入门坎的一只脚慢慢地，滞重地抽了回来。这种来势不妙的勃然发作之前的沉默逼迫得我朝一边退步，本能地想躲开总理一点距离……
可是，还没退出一步，我就被一声喝叫定住了，像被施了定身法，两脚牢牢地粘在地上一动不会动。
“何秘书！”
“到。”我条件反射一样应声：“总理……”
总理直到这时才转脸望住我。他的眼睛睁出有力的线条明确的棱角，只有气愤时才会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