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常出现一层水迹碱花;总理夜间办公多,从地面冒出的潮气寒气不利健康,总理岁数不小了,常闹腿疼。看到他夜里在腿上盖块毯子办公,我心里很难受。我们这么大个国家,谁能想到总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
跟邓大姐多次商量,我也多次向总理建议,把房子修一修,都被拒绝了。理由是国家穷,大多数人还住不上这样的房子呢。
我动了几次脑筋,终于也找出一条过硬理由:“总理,这些房子也是国家财产,而且还有点文物价值,毕竟有年头了,得保护好。按照正常情况也该维修了,否则房子会损坏的。”
总理似乎被打动了。想一想,点点头:“嗯,你讲得有理,正常维修还是必须的,不能损坏。”
我马上建议:“那就由我们安排一下,利用你外出的时候搞?”
总理点头认可:“行,这件事你来办吧。”他望了我一眼,似有某种不放心,加重语气补充一句:“我说的是正常维修,一定不能铺张浪费,哪里坏了修哪里,要尽量节约。”
“知道。”我应着,心里自有主张。
不久,总理去南方视察、读书,我留在家里负责房屋的维修。我心里琢磨,中央首长里最忙的就是周总理,吉尼斯世界大全其实不全,上面没有说世界谁最忙,谁做工作最多,没说谁睡眠最少,要是有这几条,我们的周总理肯定创世界之最。可他却是在这样一个陈旧、潮湿、昏暗的环境里工作,我若不改变改变这个环境,那可不只是对不起周总理,首先是对不起全国人民。有朝一日人民会指我鼻子责问的……
我先征得邓大姐和童小鹏等同志的同意,然后便照自己的想法干起来。
周恩来腿不行,一坐就是几小时,十几小时,每到下半夜就腿疼。我首先指挥工人将潮湿的铺砖地改成了地板,这样可以脱离泥土,防止返潮,并且换了新地毯;把过去一块潮湿发霉而且生了虫子的旧地毯搬走了。
窗帘太薄,夜里不隔亮;窗子缝隙大,冬天走风漏气,我指挥工人修理门窗,弄严实,并换上比较厚的呢子窗帘,夜里好隔凉。卫生间也作了改建。过去有个旧澡盆,盆地倾斜,又是弧形,总理年岁渐老,行动不便,他又不许别人帮他洗澡,都是一个人关起门来洗,滑一跤可不得了。当时盖钓鱼台国宾馆时剩下一些澡盆,搬一个来换掉旧澡盆。新澡盆盆地平,有扶手,对老人来说比较安全。
屋子里的家具太简陋,办公累了连个舒服一下身体的沙发也没有,就从宾馆储备的沙发中挑两个搬了来。邓大姐的房间也太简陋,连一般女同志都有的梳妆台也没一个。我便为她安置了一个梳妆台。房梁久已腐朽,梁上的敷料常往下掉,虫蛀的木粉也时时飘落下来,便指挥工人换了梁,并且重新油漆粉刷一遍。这些事办完之后,我在各房间走一圈,心里算算帐。我是警惕了不要过分,惹总理不高兴。算过帐,心里踏实了。实在算不得铺张浪费,每一项“工程”都是“有理有利有节”,这点“基本建设”对我们泱泱大国的总理说来,简直够“低标准、瓜菜代”的了。
总理终于从南方回来了。我去接站,没提修房子的事,想让总理享受一次全新的感觉。总理有时不乏“孩子气”,环境换新往往能使人产生一种新鲜新奇的孩童般的惊讶和欣喜。
下车后,我紧随总理,悄悄注意他的神情;走过前院,临进门时,我忽然又生出一种隐隐的不安。万一……
没容我想清那个“万一”,总理已经跨进门坎一只脚。只跨进一只脚,便怔怔地立住了。让总理“惊讶”、“新奇”之目的从那神情的一怔说明已经达到了。但是接下来的会是欣喜还是发生我所担心的“万一”?
糟了,总理的浓眉毛倏忽间已经蹙起来,眼睛眯细,目光闪闪,寒冷锐利,像机枪射手捕捉目标一样飞快地扫过地板、地毯、窗帘、沙发以及油彩粉刷过的屋顶墙壁。我近在咫尺地听到他的呼吸转粗重,脸孔变成通红,鼻翼由于内心的恼火而张大,牙齿气哼哼地咬紧,在腮上突起一道肉棱……他没有马上讲话发表意见,跨入门坎的一只脚慢慢地,滞重地抽了回来。这种来势不妙的勃然发作之前的沉默逼迫得我朝一边退步,本能地想躲开总理一点距离……
可是,还没退出一步,我就被一声喝叫定住了,像被施了定身法,两脚牢牢地粘在地上一动不会动。
“何秘书!”
“到。”我条件反射一样应声:“总理……”
总理直到这时才转脸望住我。他的眼睛睁出有力的线条明确的棱角,只有气愤时才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