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宴会结束后,总理根本没提断电的事,回来西花厅,照样批阅文件,好象已经忘掉了这件事。
我们都感慨,一向严格细致的总理这次怎么了?泰然处之,完全无所谓,这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例外。
当我们也把这件事丢在了脑后时,没想到,凌晨3点钟总理突然停止了工作,命令我们立刻发通知,把外交部、中央办公厅、北京市电力局等部门的负责人都叫来开会,一刻也不许耽搁。
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在急促的电话铃声和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声中,纷纷爬出热被窝,冷水擦脸,仍然哈欠不断,全身难受地赶来西花厅。王炳南还以为国际上发生了什么大事,刚问半句,总理已经严肃责问:“中南海怀仁堂的电力都没有保证,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
大家面面相觑,这才明白深夜惊梦的原因。
总理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追查原因,一个人一个人地追究责任,根据责任大小作出不同的批评,并一道研究杜绝此类事件重新发生的措施。
记得追到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时,总理问:“你是亚洲司司长,这个事你怎么解释?”
当时会场气氛一直很严肃。印度在亚洲、总理问亚洲司司长不能说没理由。但陈家康又能承担什么责任啊!他说:“总理啊,我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哪。亚洲司管与印度的关系,可管不了电灯啊。”
一句话说得总理笑了,大家也都跟着笑了,气氛才缓和下来。总理看看大家,又不无几分得意地看看窗外;窗外的天空已经发亮了。
“你们没少打哈欠,知道吗?我有意在这个时候把你们找来。”总理惩戒性地用指头在空中敲敲,像敲打那些缺少睡眠的脑壳:“是要让你们印象深一些。你们是从被窝里爬出来的吧?”
这一来,大家不由得都笑起来;有的苦笑,有的捧腹大笑,一夜的疲劳全消失了,留在脑子里的只剩下总理不乏严肃的笑容和对这次事件的深刻教训。
六个办公室
国内国外许多有名有影响的人都著文说:“无疑,周恩来是这个世界上工作最忙,工作最多的一个人。”
跟随总理几十年,我最强烈的感受也是这一点。工作忙主要体现着他的奉献精神,而工作做得多,则不但体现了奉献精神,同时也体现出他过人的聪明才智。
总理忘我工作的文章人们写过很多很多,我不想重复。我只想讲讲总理的“六个办公室”。不要误会这“六个办公室”是西花厅、人大会堂、钓鱼台、新6所等等不同地点都有总理办公的地方。我要讲的六个办公室,是我们身边工作人员根据总理的生活及工作规律,自己总结出的六个“办公室”。
被我们称为总理的“第一办公室”的,是厕所。建国后叫得文明些,是卫生间。
总理的生活规律:睡觉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他是两眼一睁就开始工作的人,所以厕所就成了他的第一办公室。就我所见,早在1940年,从我调到他身边开始,就发现是这样。
那时在重庆,没有坐式马桶,“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很简陋。我们在房东的菜园子里,距住房10米左右搭个小棚子,在棚子下挖个地坑,再垫两块蹲坑时脚踏的砖,这就是“第一办公室”的全部建筑和设施了。周恩来起床后,抓起报纸和临睡前准备待办的文件就直奔厕所,也就是第一办公室。他在坑上一蹲好,开始解手也就开始了办公。
总理解手时间比较长,不像有人能3分钟“解决战斗”。总理快则半小时,慢则一个多小时,这么长的时间若不办公,一生将损失多少?所以他进厕所时总要带很多报纸和文件。在“第一办公室”里办公的时间长短,取决于解手时间长短;同样的,解手时间长短,有时也取决于公事办完投办完。
有些人把上厕所叫去1号,而我们这些人,特别是部队和机关里一些同志,把上厕所叫作“办公事”。典故就出在周思来这里。
周恩来在解手时办公事,也是有个顺序:先处理那些急件急电,然后看报纸。有时边看报纸还要边听秘书及工作人员的汇报,并同时作出各种指示。一般看完报纸或没看完报纸,解手就已经完成了。偶尔报纸看完了,解手还没“完全彻底”,那就按轻重缓急继续批阅文件。
记得我刚调周思来身边任警卫时,由于同时来了不少人,所以他并没直接同我个别谈话,就由延安出发了。到重庆后,我去“第一办公室”报告事情,才作了个别谈话。
“你是叫何树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