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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第二办公室，就是总理的餐桌。说餐桌不说餐厅，是因为总理无论在哪里吃饭，都不停止工作。有人间，宴会也不停止工作吗？不停止。无论宴请外宾内宾，本身就是做工作。
当然，我要讲的还不是宴会谈话那种工作，我讲的工作仍然是指处理各种公务。包括读报、看文件，批电报、听汇报，开小会，作指示等等。所以，“第二办公室”主要还是指他家中的客厅兼餐厅。
第二办公室远不如第一办公室名声大，因为赶早不赶晚，急事大事都赶在第一办公室处理了，没有特殊情况，不是临时发生急事大事，秘书们轻易不忍心在吃饭时间去打扰总理。何况邓大姐是为此发过话的：“你们20多个秘书对着他一个，轮番作战，也得给他个吃饭喘气的时间啊。”
话是这么讲，我们还是无法给总理安排出吃饭时间。总理的办公桌上摆有台历，值班秘书事先都将总理一天的活动安排记在台历上，台历的正反面都记得满满的，写不下还有一块小黑板，小黑板也常写得满满的，所以总理的工作也排得满满的。开会、汇。报、谈话、会见、接见、批阅文件、作报告，时间是以分钟来计算。比如毛泽东主席约周恩来下午4点见面，我们可以把总理的活动表一直安排到3点58分，剩2分钟是总理走路的时间。他走路快似一阵风，从西花厅到菊香书屋，两分钟就一溜小跑地赶到了。
1981年1月20日，邓大姐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将周恩来总理留下的20多本工作日历交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这是周恩来1950年1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所使用过的日历，叫作工作日历。因为记满了26本日历零8页日历纸的内容，全部都是工作。翻遍日历，一分钟追一分钟，一天接一天的，只是各种工作，唯独找不到吃饭时间安排在哪里？
因为总理吃饭多数是见缝插针，因为总理吃饭从不脱离工作。
毛泽东吃饭没有规律，周恩来吃饭也没有规律；毛泽东吃饭手不释卷，周恩来吃饭也手不释卷。周思来主要是看报，在第一办公室末及细读的文章，都要在第二办公室细读一遍。
不过，周恩来与毛泽东也有不同。当年去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时，毛泽东带的一班人基本都是搞哲学的，所以谈判中，有关援建项目和中国经济生产的现状，毛泽东和他带的一班人都讲不清。在场的同志曾告诉我，斯大林对毛泽东说：“谈生产和援建项目你不行，你叫周恩来来谈。”周恩来随后带了一班人马赶到莫斯科，他带的一班人都是搞经济的。宴会上，毛泽东讲过一句：“现在，我们搞上层建筑和搞经济基础的全套人马都来了。”
搞哲学可以摆脱大量具体事务的纠缠，搞经济就必须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所以，总理吃饭不但要看报，还得批阅文件，随时听我们的汇报并作出指示。总理每天吃什么饭，我们基本都知道。因为20多个秘书，总得有几个碰上吃饭时间找总理请示事情。
只有遇上总理和邓大姐一道吃饭时，我们尽量避免去请示问题。总理吃饭没规律，极少和大姐一道吃。但要是真碰上了这种时候，也确实让人为难。
有一次，秘书杨纯就遇上了这个难题。有篇关于农业政策的稿子要见报，定稿时有几处改动，需要总理审定。她拿了稿子找总理，正碰上总理和邓大姐一道吃饭。等等再来吧？那边又盯着立等回话，她可真作难。在门口转磨似地走几圈，忍不住朝门里探一下头。脸孔在门边刚闪过，恰巧被总理看见了。
“进来嘛，”总理马上招呼，“有事就进来嘛。”
杨纯只好走进去，看看总理又看看邓大姐，样子很是尴尬。
“唉，”‘邓大姐笑着摇摇头：“吃饭你们都不饶过他啊！”
“嗯，嗯……”杨纯可真狼狈了。
总理笑着瞟一眼邓大姐，又看看杨纯，温和地说：“没关系，你说么。”
杨纯就赶紧说，赶紧送上稿件请总理审批。由于总理的时间太宝贵，我们秘书都养成说短话，说快话，说“是”或“不是”的讲话习惯，一切客套话、寒喧语，甚至不十分必要的解释话都不要，连形容词都一律删掉。有人评价我们总理秘书说话是“开门见山于巴巴，单刀直入赤裸裸。”其实，越这样越能直接明确地说清事情，为总理节省一点宝贵的时间。
吃过早饭（其实往往不在早晨），总理漱着口便走进第三办公室，那漱口水往往是吐在第三办公室的痰盂里。
总理的第三办公室，才是一般人们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