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将我们要呈报的事情或问题写在纸上,有点空就随时可以交总理看。总理看完作批示,如果反映的问题重要,还要转呈主席看。这汇报条的分量就确实够重了。
所以,汇报条要求我们要用深色墨水,不许用浅色;字要写大些,不许草,也不能太小,怕主席看着费力。内容要简明扼要,有骨头有肉。所谓骨头,就是事实;所谓肉,就是我们在调查了解中所形成的看法和意见。
汇报条不好写;有用的话一句不能少,没用的话一句不能多,而且要尽量让自己站在总理的角度考虑哪些内容有用,哪些没用。杨纯虽然是女同志,但她早就担任了地委书记,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就是这样的同志,调来总理身边当秘书,负责农业方面,她第一次写汇报条,就写了12次,后来还是在老秘书许明同志的帮助下才完成。
地委书记本身就配有秘书,还能不如秘书水平高?不要忘了,这是总理秘书,凡事要站在总理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就是能当好地委书记未必能当好秘书的原因之一。
“事必躬亲”,这只是总理的愿望和追求,实际上不可能做到。所以我们这些秘书经常要代替总理去参加国务院各部委的会议。在会上只能带耳朵和眼睛,只能动手记不能张嘴讲,乱发议论是绝对不允许的。听了看了记下了,回来就写汇报条,见缝插针,报给总理,总理批示后,就可以向各部委负责人张嘴讲话,发布指示了。
在飞机上,在轮船里;在火车和汽车上;在轰响的厂矿,在书声朗朗的院校,在田间地头,在沸腾的水库工地,总理都曾批阅过汇报条。这个汇报条也不断“完善”,开始只是一张纸,后来统一规格,变成专门印好的纸;抬头印有“每日汇报”4个字,下边一分为二,一半是写汇报内容,一半是空白,留给总理写批示。
我们每次外出参加会,回来必写汇报条,开门见山,不容一句套话。比如:今日某某部部长会议议了几个问题,1、2、3、4、5,不满一页纸,必须全写清。
汇报条内容广博繁杂,上至天文地理,下到鸡毛蒜皮。比如秘书赵茂峰,至今保留着总理圈阅过的一张“小”汇报条:
“总理:
首先谢谢总理对我家里的关怀。今晚接家信称:这
次地震,我家里的房屋都倒塌了,由于救得快,人没有
发生大的事故,特此报告。并再次感谢总理的关怀。
赵茂峰“
就这样一个汇报条,总理去邢台地震灾区视察慰问时,专门接见了赵秘书的父母和伯父母。
递汇报条,有时还需要有简单的口头汇报,回答总理的提问,特别是大事件和绝密事件。记得有次乘汽车,我见缝插针递上汇报条。总理一看,先伸手按下起动电钮,玻璃隔断升上来,将前后座位隔开后,总理才提出问题,听取汇报。有时,他向我们交待毛主席交办的绝密事件,也要先将玻璃隔断升上来,然后再开口。
当然,汇报条并非只能在“第五办公室”见缝插针地呈送总理;在西花厅他的“四个办公室”里,我们也可按正常工作程序呈递,而且这样呈递的汇报条也是大量的。不过,由于汇报条可以在“第五办公室”的广阔天地里随报随批,确实提高了办事效率,使总理在有限的生命里,为中国人民多办了许多许多事。
记得“文革”期间,宣统皇帝溥仪病逝了。赵秘书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写了汇报条呈送总理。
总理在“文革”中有多忙,无须我再多讲,公布于世的大量文章已使人们有所了解,以致于工作人员写了那篇著名于世的请求总理注意休息的大字报。我这里只举两个小例子,就可以使人们更深切地体会到总理在“文革”中有多忙。
我跟随总理几十年,听惯了他的一句口头禅:“你们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你们怕什么?我能忙过来。”
我曾目睹周恩来连续工作一星期,只休息了13小时。这是当时的总理卫士长成元功同志一分一秒计算出来的,从总理上床计时,到起床止,不论是否睡着,累计躺下休息13小时。就这样的劳作,总理仍是笑着说:“不要紧,我能忙过来。”他出访亚非十四国时,我们一分一秒算计,他平均每天睡眠只有2小时,却仍然精神抖擞地说:“我可以,我不怕忙。”
这样超人的精力和忘我的精神,“文革”中却自己承认忙垮了。
我清楚地记得,总理曾当我们好几个人的面,说过两句至今想起仍然止不住想落泪的话。
“文革”中总理忙得经常是边走路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