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不得要走走，那就到了寒流的老家了。”
“你讲这些是什么意思？”
“你需要一件皮大衣，和一顶皮帽子。”
“我不需要。”总理摇头。
“有备无患。”我劝说，“你不是去观光，也不是做客，是去做工作呢。万一冻病了，躺倒了，就要影响党和国家的大事……”
总理被我说动了。沉吟一下，表示同意：“那好吧，听你的。”
于是，我们给总理做了一件皮大衣，一顶皮帽子。我以为这次是真做对了，莫斯科比北京冷得多，我们是毛衣毛裤，棉衣棉裤，再加皮大衣，仍然冷得不敢在野外长时间停留不动。特别是到西伯利亚，零下30多度还是好天气，夜里一刮风可真不得了，虽然不至于吐痰冻在嘴唇上，唇上也确实不敢沾唾沫，沾湿了就马上有结冰的感觉。
我有点替总理担心。因为一带皮大衣，他就把毛衣毛裤，绒衣绒裤，棉衣棉裤统统丢下不带了，上身除了外衣，只多一件夹背心；下身就是一层衬裤一层外裤。大衣是个皮筒子，上下通气灌风，真怕总理冻出病。
这一层担心很快就消失了。那是难以想象难以置信的，总理即便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一站3小时，所有人脸上都会出现青灰的寒色或鸡皮疙瘩，总理却红光满面，从皮领口和帽沿下流出腾腾热气。不动还好，稍有运动，比如说走着参观，工夫不大，他竟能流出汗来！
“上当了，上当了。”总理开始小声发牢骚，“这家伙又沉又热，何秘书，我可是上你们的当了。”
总理不时地用手提提穿在身上的沉甸甸的皮大衣。他是极讲仪表的人，什么衣服穿上身，决不随便解开一个扣，再热也要保持整齐。
我很纳闷：“总理，我们毛衣毛裤，棉衣棉裤还要穿个皮大衣，你……”
“我怕热，你又不是不知道！”总理心里有气。
“转战陕北到进京，你也穿过棉衣……”
“那是盖棉被！”总理纠正，“那时走到哪儿，随便一倒就睡一觉，棉衣是当棉被。现在我又不需要走到哪就倒在哪儿睡……”总理摇着头，朝我挥挥手：“上当了上当了，你忙你的去吧。”
在莫斯科，总理基本不穿那件皮大衣，只是多穿一条布衬裤，上身加件我的绒衣。就这一身，到处走走看看，没有事。
我不能不担心。哪伯是穿上那件海军呢大衣呢？偏偏带了皮大衣就没带海军呢大衣。总理连呼上当，本来就不高兴，所以穿得再少也不敢多劝了。
然而，离开莫斯科，到了西伯利亚就不能不劝了。有时气温能降到零下三四十度，再挨骂也得劝他穿上皮大衣。当时我可没料到这一劝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那一路多次停车，参加地方党政领导人举行的宴会，参观工厂。户外活动时，总理穿了皮大衣。在客人面前，他不能说热也不能嘀咕上当了，热着热着，忽然鼻子一湿，忙把头转向一边，用手绢去堵。
糟了，总理流鼻血了！
从这次“血的教训”，我才明白总理确实怕热不怕冷。回到专列上，总理丢下皮大衣，又开始说“上当了。”大家面面相觑，都默认这是事实。
此后，这件皮大衣就压了箱底，总理再没穿过一次，直到他逝世。邓大姐对我说：“这件大衣基本没穿过，还新着呢。总理逝世前有交待，那时是供给制，大衣应是公物，还是把它缴还公家吧。”
于是，总理1950年1月20日访问莫斯科所穿的这件大衣，在25年后又新新地“完壁归赵”还给了公家。
我们为总理做的那件丝棉袄，总理也从没穿过。我们也接“血的教训”，一次没请他穿。每年冬天，总理下身就是一条衬裤、一条外裤，上身就是一件衬衣，一件呢子外套，偶尔加件夹背心。天气最冷时，哪怕是去机场迎送外宾；所有主人客人都是一身棉又裹一身皮毛，只有总理一身单，外面穿件呢子大衣就可以在寒风里一站两个小时，红光满面，没有丝毫寒冷之状。这使许多人都惊讶不已。贺老总等几位首长想学学总理，可是不行，在机场上一站就明白不是挺一挺能过去的。也只有总理是个例外。
总理不怕冷也不怕感冒。他极少感冒，偶尔有点感冒，嘴里含口酒就可以好。常听议论：苏联人在寒冷中生活惯了，特别经冻。还有一种说法：白种人比有色人种耐寒；白种人比黄种人耐寒，黄种人比黑种人耐寒。如果这种说法真有什么科学根据，那么周恩来肯定是个例外。他比绝大多数白种人都耐寒。记得1965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