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夜间常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接见、处理国际事务或国内大事。按当时制度规定,夜里11点以后,可以吃夜餐。夜餐两菜一场,有夜餐补助,每级干部补助多少钱有明确标准,按这个补助标准,夜餐实际上可以不交钱。
不到夜餐的钟点,在人大会堂就餐都应交钱,并且定有交钱的标准。高级领导人交8角,我们秘书工资低,交2角5分钱。
可是,总理在人大会堂吃夜餐,坚持照白天的标准,交8角钱。我们不好办,人大会堂也不好办,因为夜餐有补助,明文规定了的,交钱也不好下帐。
我去向总理汇报解释:“总理,夜餐补助是明文规定的,你不要补助坚持交钱我们不好办。你一向反对特殊化,你这么做也是搞特殊呀。”
“是有点特殊化。”总理点头承认,“这是因为我的情况特殊。我一般是白天休息夜里办公,人家是夜餐我是正餐么,怎么能享受夜餐补助?”
“总理,我不能接受你这个道理。”我坚持意见,说:“你睡眠那么少,一天只有三四小时。如果夜餐算正餐,那么白天就餐应该算夜餐了?那以后白天享受夜餐补助。”
“白天怎么冒出来了夜餐?讲不通么。你不要给我搞特殊。”总理挥挥手,“你去吧,就照我说的办。”
“就许你搞特殊,不许我搞特殊……”我小声嘀咕着退出来。有啥办法呢?只好按总理的要求去付款。在我跟随总理的几十年中,这是总理唯一一次“强词夺理”地闹特殊。
随着年龄的增大,总理工作量不减,饭量不减,但是变化还是在悄悄发生……
总理喜欢和群众一道吃饭。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一道吃饭;在工厂矿山,他与工人一道吃饭;在招待所、饭店,他喜欢和服务员一道用饭;在水库工地,他和民工一块啃窝头咸菜……
这种故事太多了,公开出来的文章也不少。我这里讲的可能与以上的故事有些不同。
那是“文化大革命”中,总理陪外宾外出参观。那几天他吃饭很费力,吃得慢,吃得少。我认为这是睡眠太少,过于劳累造成的,心里很犯急。
记得是在参观大寨的前后,在一次行动前,我感觉他有什么事要说,但没最后拿定主意。想到他吃饭的费力,我忙问:“总理,你身体不舒服吧?”
“不,我身体很好……”总理说得肯定。但我太熟悉他了,我能感觉出那种看不见听不出的异常。
“总理,你有什么事吧?”
“嗯,”总理略一沉吟,望住我,用商量的语气说:“这次活动,吃饭要一起吃。你看,能不能设法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
“可以。饭都是盛好了才端上来么。”
“搞特殊了。”总理笑了笑,有些不安和苦涩。他忽然轻轻叹出一口气:“唉,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
总理发出这声轻叹时,我看清了他变得灰白了的头发;曾经英气勃勃的脸孔已经血肉耗尽,脸孔和脖颈的皮肤松弛下坠,并且出现了老年斑;他那威武明锐的双眼也深深地凹陷下去……
我鼻子一酸,眼前模糊了,赶紧把脸转向一边。
“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这就是总理犹豫再三才说出的“特殊”要求啊!
我没有忍住泪,慌忙退出屋。
我哭了。一个人悄悄地哭了……
住
1949年毛泽东进京后,为防止敌人飞机袭击,住在香山双清别墅。周恩来有大量具体工作要做,住在城里。就住在中南海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
随着形势渐渐稳定,毛泽东可以下山进城住了。总理亲自为毛泽东选住处。在中南海看了各处的房屋,感觉还是菊香书屋的综合条件好些。于是,周恩来决定自己搬出菊香书屋,请毛泽东来住。自己再去另找住处。
那天我是跟随总理一道去选住处的。总理对中南海的建筑情况已经很了解,知道有个西花厅还空着,抽空儿去看看房子。
西花厅,名字不错,条件却不好。位于中南海西北角,我跟总理刚进前院,就听到一阵隆隆的马达声,脚下便鲜明地感觉出地颤。看房子时,不时听到一惊一乍的汽车喇叭声,听管理人员说,夜静时连车轮驶过的沙沙声都可以清楚地听到。
正说着,玻璃忽然响起来,那是被汽车马达引起共振的原因。
“周副主席,这里不行,太吵了。”我和大家一道发表见解。
“我住下吵,别人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