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论取，不会像现在的许多文学评奖，掺杂人际关系的因素。名次是由学校创办人严修亲自选定，当他揭开评为第一名卷子的密封时，看到了“周恩来”三个字。他深深喜爱这个学生，因为过去的两年中，周恩来代表南开学校参加天津市各中等学校的校际演说比赛，都夺取了第一名。
严修十分器重周恩来的人品和才学，经过长期观察，慎重考虑，决定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周恩来。并亲自托人向周恩来提亲。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正式面对了婚姻大事。以严修的名望和社会地位，能娶他的女儿为妻，无疑是令人羡慕，甚至是某些人所求之不得的。令人不解的是。周恩来却很有礼貌地辞却了这次提亲。
对此，周恩来的同班同学张鸿浩曾有回忆。说周恩来在一次散步时，对张鸿浩谈了自己的想法：“我是个穷学生，刚入学时，学习和生活费用靠伯父支持，现在虽然靠成绩好，作了免费生，生活费用还要靠自己解决。以我这种情况，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一定会受严家支配。所以我辞却了这门亲事。”
周恩来的想法对于一名有救国抱负而又自尊自强的热血青年来说，是很正常，不难理解的。
那正是血性、锐气、容易冲动，容易偏激的年龄。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随即投入五四运动的洪流中。周思来参加组织了革命团体“觉悟社”。激进的青年学生们相约：不恋爱、不结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结婚受拖累或给后人添麻烦。
邓大姐对此曾回忆说：“他们那个团体有20多人宣布抱独身主义，周恩来也是其中之一，还为此发表过文章。”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各方面的不断趋于成熟，周恩来在赴欧勤工俭学期间，自然而然地放弃了因一时激情而宣布的独身主义，自然而然地面临了恋爱与婚姻这件人生大事。
旅欧初期，周恩来曾经有一位比较亲近的朋友，是个漂亮的姑娘。然而，好朋友未必适合作妻子。一旦作为婚姻来考虑，这，位漂亮的姑娘就不行了。因为她仅仅是同情革命，而周恩来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
周恩来曾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说：“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周恩来与邓颖超认识、交往及后来通信，确定关系的基本情况，前面章节里写过。我这里主要想就自己的所见所闻，谈谈他们婚后的夫妻关系。
周恩来与邓颖超亲爱和睦，关系融洽，首先得益于他们彼此的选择。
周恩来基本是属于国家，属于民族和人民的，极少属于个人，因而也更少属于妻子。从1940年我来到他身边，直到他住进305医院，到他逝世，他与邓颖超的夫妻生活很少。从邓颖超偶尔谈到的过去生活，可以知道在大革命时期，在红军战争时期乃至整个战争年代，夫妻生活更少，他们都是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婚前，周恩来与邓颖超5年没见面，尽管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婚后的生活，邓颖超曾对我们回忆说：那时周公很忙，一早要从广州天字码头乘船去黄埔军校，晚上进回广州，还要参加广东区委的会议，向干部讲课作报告。我有我的一摊工作，我担任广东区委委员，妇女部长。两个人都很忙，见面不多，说个话的机会都很少。婚后不过一周左右，发生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一案，他就更忙了……
这种职业革命家的“蜜月”预示着今后漫长的夫妻生活都将是伴随着奋斗与牺牲的革命进行曲度过。从统一广东到北伐；从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到冲出“四一二”“七一五”大屠杀的血雨腥风；从南昌起义到坚持白区斗争，到投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长征到西安事变，到抗日战争……到转战陕北。他们夫妻聚少离多。并且聚时匆匆，离后悠悠，连毛泽东主席都两次大不忍地说：“可苦了恩来呀”，“你（邓颖超）这个后勤部长没有当好，这么久，你连到前委来慰问（恩来）也没有啊……”
那种聚少离多的动荡颠沛的生活我曾经历过，不难体会。就是不曾经历过的青年，也可以想见。因为就是建国后相对稳定的生活，他们也仍然在作出最大的牺牲与奉献。实在说，周恩来与我们工作人员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与邓颖超在一起的时间。
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工作，他们的最大乐趣都是为人民服务。这话讲起来似乎有点“讲大道理”。“讲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