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老红军，又是1940年就来到周恩来身边，常能见到毛泽东，我是亲自感受了战争年代毛泽东那惊世骇俗的胆量气魄。他的“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后退”，不怕打烂坛坛罐罐，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甚至不在乎扔掉圣地延安，就是这样的运动战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取得了战胜国民党的胜利。然而，在和平建设中，他也常常是大踏步前进，搞起“大跃进”，搞起“人民公社”，超越阶段，不顾规律，接着又大踏步后退，历经“三年困难”，解散食堂，“队为基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刚喘上气，形势好起来，又大踏步前进，甚至决策搞起“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毕生都在冒险去探索美好的未来，他为了防止修正主义，消除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为了促使青年革命上进，为了破除旧文化的影响，不惜否定亲手创建的共产党亲手缔造的共和国，结果混乱3年，随着林彪的自我爆炸不得不再次“大踏步后撤”……
无论大踏步地前进还是大踏步地撤退，都会由此产生出一系列复杂、尖锐、有时甚至十分激烈的大量矛盾，这方方面面的矛盾，主要是靠周恩来谨慎细致，稳妥扎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加以解决的。
这方面实例还需要我列举吗？那大量的回忆录和文章，都有这方面内容，可以说举不胜举。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仅是在舵手、导师毛泽东的可歌可泣，辉煌而又悲壮的领导下，而且也时时受到周恩来必要的有节制的领导的影响。从“反冒进”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从“向知识分子鞠躬”到“保护老干部”，从解决“9。13事件”到支持邓小平第二次出山，从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到四届人大上呼吁“四个现代化”……
当然，其他领袖人物和政治力量也在影响着各项政策的形成。
比较起这种节制、中和、缓冲来讲，周恩来更多更主要的，还是与毛泽东密切配合，开拓前进，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美国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C·戴维曾经这样著文：“如果说毛泽东是永恒的革命英雄，刘少奇是党务机构的专家，那么，周恩来则被证明是中国处理公共关系最好的人。他总是能够容纳不同意见并找到解决办法。”
又说，“在制定政策方面：他不是政策的最初提出者，尽管没有人比他在外交政策领域内的战略战术上的贡献更多……然而，在执行政策阶段，他总是一贯地、通过自己的行政管理权限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还说，“周恩来能够在不失去对毛泽东忠诚的前提下，在进行政策斗争的同时实行他的‘总计划’。”
这些评论虽然远未全面，但是反映了很大一部分真实。至少我自己就有直接的感受。比如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实行兵谏，拘捕蒋介石后，毛泽东作出和平解决的重大决策，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正是在中国现代交上这一最危急最关键时刻，周恩来作为有条件释放蒋介石的调解人，来到西安，最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的设想，摆脱了重大的民族灾难，对中国共产党和整个国家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的极端敌视政策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作出“一面倒”的决策，毛泽东亲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提出“希望要一些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
苏联方面不懂什么是“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疑惑地来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不慌不忙解释：好看的么，就是签一个让人看的条约；好吃的呢，就是要点东西要点钱，回去恢复国民经济用。
前面写过。具体谈判起来。毛泽东谈不清也不耐烦谈，还是请周恩来到莫斯科，才订了一个“好看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争到了“好吃的”6000万美元贷款。
毫无疑问，毛泽东更能高瞻远瞩。但他不耐烦管具体，不善于处理具体，甚至也不懂某些具体技术问题，他只能靠周恩来。他们的这种区别即便不上谈判桌，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也都能强烈感受到。
我跟随周恩来初到莫斯科时，单独住在一个小别墅里。刚住一天，毛泽东就亲自打来电话，说：“你叫恩来到我这里。”
没等我回答，他又说：“叫他就住我这里了，不要另住一套。”
于是，我跟周恩来一同住进毛泽东的别墅里。那座小别墅在莫斯科郊外，穿过树林子，经两道警卫。很森严。跟随周恩来到莫斯科的伍修权、赖亚力等同志不住这里，我每天通过电话与他们联系。总理单独住时，毛主席那边来的电话多；住进毛主席的别墅，伍修权那边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