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3点至1974年3月7日中午12点半：
……他工作12小时后，发生缺氧病状，体力实在支撑不住了，躺到床上吸氧，边吸氧边批看文件达9个半小时……1974年5月6日下午4点至8日凌晨4点半：
他连续工作18小时后，刚睡下40分钟就被叫到钓鱼台……以后又工作10多个小时，一直到8日凌晨4点半。
他又出现严重的缺氧病状，这已经是第4次了……
周恩来的一生可以说都是在这种连续的大工作量中度过，本不足为奇。但是1974年这5个月不同，他的病情已相当严重，每日大量便血，多的时候能达到上百cc，就像直接便血水似的，看着惊心动魄，忍不住泪。他以古稀之年就是这样一边输血吸氧一边便血坚持着健康人无法负担的工作量。当时卫士和医务人员累病三四个，都是比他年轻二三十岁的健康同志，又是轮班跟随他他怎么能不累倒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理确实是累死的。
总理也曾讲过伤感的话，我听到过3次：
他曾望着整日辛劳的花工老周师傅，用一种苦涩的声音感叹：“唉，咱们西花厅就是我们两个姓周的人最辛苦了……”
他曾坐在马桶上批阅文电急件，一小时完不了，终于叹口气说：“我成了一个语文教员，天天在那里改卷子……”
有一次开会后，坐车回西花厅。车停好后，他几次动不了身，钻不出车，内我们把他扶出车。下车离办公室只有30几米的路，他自己都走不了，需要我们架着他走。
“我太疲乏，”总理歉意地望望我们，身体虚软地下坠着，我们不得不尽力架住他。他脸上掠过一丝凄凉的笑：“让我喘息一下……”
“总理！”我轻轻叫一声，赶紧扭开脸。我实在无法忍住流淌的泪。记得每位新到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都要听到邓大姐——声：嘱咐：“总理走路很快，你们要跟紧，不要跟丢了。”
那个走路生风，行动敏捷洒脱的总理哪里去了？现在他已经无法独自走完30米……
“好了，我们走。”总理喘息片刻之后，小声吩咐。我们架着他进屋，要扶他去卧室，他坠着身体不肯去，气虚地说：“到办公室，去办公室。”
我不再掩饰泪水，两眼湿漉漉地望着总理灰白色的脸孔哭道：“总理，求求你了，休息休息吧，恢复一下体力……”
“你叫我什么？总理。”我们那亲敬可爱的好总理，他一句一喘地望着我说：“总理、总理。我是这个国家我是全体人民的总理啊，现在国家这个样子我不管谁管？我怎么休息得了啊……”
就这样，我们把总理架到了办公桌前。他两手抖抖地拿起办公袖套，我们忙帮他套好，然后扶他在办公椅上坐下来……
总理这样拼命操劳，首先是为了维护国家使之免遭覆灭；同时为了不使领导权落入江青一伙人手中，为了遏止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不要再度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动乱不堪的局面。
从1973年冬开始，由于大量便血，总理每半月或一月就要接受一次输血。有一天下午6点多钟，王洪文让秘书来电话说，晚上要开政治局会，要总理确定时间，“以便江青同志那里好安排其他事情”。当时总理正在输血，电话是秘书纪东同志接的，他说：“总理正在治疗，可否半个小时后再商量？”
片刻，那边请示了王洪文，回答说：“必须立刻定下来。”
连毛主席找总理还要问问总理是否休息？如果休息就过两个小时再找。可是这些“得志便猖狂”的“爆发户”，就是这样狂妄不可一世。我们只好悲愤地看着医护人员为总理拔下了输血的针头……
到1974年的5月底，周恩来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在办公桌前只要一坐就站不起身了，非有人搀扶不可。
但他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于5月29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举行正式会谈，讨论两国建交问题。当时医务人员就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人们见到的周恩来仍然是那么安详稳重，从容不迫。可谁能知道，他是接受输血后才进行了这次重大活动。
签字后，总理向秘书口授了“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将各项工作都责任到位地作了具体安排。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把桌上所有文件都清理完毕，交待清楚，然后在我们的搀扶下立起身，摘下了套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