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就要来这首歌的磁带。在他逝前，听得最多的就是这支歌。
他“没有保护好贺龙”。为此伤感自责，因而更加思念这位战友，爱听这首歌。
在周恩来病重的日子里，他希望听听那封存已久的文化艺术表演杰作。我们尽了最大努力。这些作品封在广播电台，我们请中央警卫局副参谋长东方同志去启封，前后去录制了二三十盘磁带，拿回来给周恩来播放。记得有梅兰芳、程砚秋等京剧大师的唱段，有袁雪芬的越剧和侯宝林、马季等人的相声。
有一次，周思来被癌痛折磨得浑身颤抖，一个劲冒虚汗。我们替他擦汗，心就像被人揪扯碎了一般痛。我们也是“急中生智”，冒出一个念头，小声向总理提议：“总理，我们把侯宝林请来好吗？”
周恩来强忍痛苦，不解地望我们。
“让他跟你聊聊天么。他词汇多，又会滑稽出洋相，可以给您，给您逗逗乐。”
病痛中的周思来虽然没有见到侯宝林，却呵呵地笑出声。大约是想起了那副“尊容”和调侃，也许是为我们冒出这样的怪念头而发笑？
反正他是笑了！
然而，笑声稍纵即逝。周恩来微微喘息着，吃力地说：“不要不要，怎么好麻烦他呢？不要麻烦他了……”
周恩来不肯为自己麻烦侯宝林，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怀念着他在文艺界广泛结交的朋友们。
那是京剧演员杨秋玲被解放不久，在人民剧院演出现代戏。周恩来在杨秋玲戏校毕业时就同她认识了，不知怎么得知了她已获得解放。一天，他用细微的声音对我吩咐：“杨、杨秋玲出来了。你们，和电台联系一下，帮我，帮我录个片段，我想看看……”
我们立刻去联系，可是剧团推说需要请示上级。我们再去联系，他们回答说不行，推说杨秋玲要去西安演出。我们直接管这个事的仍是东方同志，他向剧团提出同行，到西安录。东方为总理真算尽了心，跟到西安，电视台也去了人，做好了一切准备，结果还是没录成。这与当时文化部的负责人有直接关系，真把我们气坏了。
一国总理，勤政26年，人之将死，要看个演出录像而最终不可得！
我向总理难过地报告：“总理，电视台录去了，可，可他们说有困难，说、说不好录……”
周恩来没有惊讶，也没有发火，似乎早有这种思想准备。他静卧病床，凝望屋顶，仿佛那里有个舞台，杨秋玲正在翩然起舞演唱，他目不转睛地看入了神……
总理卧床后，已经不可能完整系统地考虑国家大事。但就像碎玉一样，星星点点也仍然是玉。他时常会想起莱一些片断的事询问我们。比如“现在谁负责国防科委的工作？”“主席现在的安全谁在负责？是不是汪东兴？”“主席现在住哪儿？”“他住的游泳池有个边门是不是封好了？”“丰泽园的后门是不是关起来了？”“你们把纪登奎叫来，我要跟他谈件事。”……
总理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前后，必来请示汇报。
他白天黑夜与吴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总理也明白自己多活一天的意义，我至今记得他顽强与病作斗争，艰难地吞咽食物的情景。他是国家和人民的“大管家”，为别人操心惯了，总是用劝说鼓励的语气对别人讲话，所以在说自己时，也好像是在劝说别人：“来，我们多吃几口，咱们数数。”他费力地咽下一口，嘴里念叨着：“一！”又咽一口：“二！”……“三！”……
这样数数吃饭，到12月13号，总理最后数了两个数，咽下两口食物，从此就无法进食了。
到这时，总理先后共做了13次手术。
“13”在西方被视为凶数。
周恩来曾对美国人巧解“13”。那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到上海时，下榻于锦江饭店。尼克松夫妇被安排在15层，基辛格在14层，国务卿罗杰斯和其他官员住在13层。
总理去看望罗杰斯及其助手们，当电梯在“13”处亮起红灯时，突然想到西方人最忌讳13。果然，他走进罗杰斯的套间时，发现这些美国官员正在为“13”而生气，与周恩来寒喧时也笑得不自然，房间里闹鬼一般。
总理聊了聊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事后，话锋一转说：“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13’的忌讳。不过，你们来到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