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长街，几十万群众的哭声惊天动地。同时间，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溅满了8亿人民的痛泪。
1月12日上午，邓大姐约高振普、赵炜和我三个人，谈把总理的骨灰往哪儿撤？她说：“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我得到这个消息后很高兴。这件事还得依靠支部，不要惊动更多人，也不麻烦上级组织了。你们到北京附近有水的地方看一看，能不能撤骨灰？”
在我们这个支部里，我担任支部书记。邓大姐在这次支部会上，确定我捧骨灰盒，负责完成撤骨灰的任务。
1976年1月14日下午6点30分，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群众的吊唁活动结束。邓大姐由两名青年搀扶着走进灵堂，手捧周恩来的骨灰盒向大家深情地说：“我现在手里捧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向在场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
话音未落，悲声恸天。大家向邓颖超涌去，号哭之声憾天摇地，泪水如雨如潮。
1月15日举行了周思来的追悼大会。同时间，北京市民自发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几万个花圈簇拥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组成一个硕大无比的花坛。那碑文是毛泽东草拟，周恩来题写：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当晚8时，我和高振普从邓大姐手中接过总理的骨灰盒，同治丧委员会的两名代表一道，登上飞机，执行撤周恩来骨灰的任务。
那一夜，天空格外清澈，繁星围拱着明月，静温无声地闪烁着，俯瞰着神州大地。飞机隆隆地起飞了，从8点到12点，飞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我们一捧捧地播撤下总理的骨灰。在高空风里，骨灰瞬间即渺，无影无踪。但我却能看到，那是总理的一腔热血，他造福人民的美好设想，他对人民对国家对党和领袖的全部深情，飞燃起一道长虹，跨越了整个的中国大地。
他走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太多，索取的太少，所以，他必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永存。
后记
年初，忽然接到一封“海外来信”。打开看时，是位不认识的好事者，给我寄来一堆攻击诬蔑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所谓“纪实”，整个街头话报剧的水平，其虚假可笑，令人掩嘴。文章里那些语言对话，不要说中共领导人，就是我这样在“大陆”生活的中年人，学一年也学不会。那是港台下流社会人才可能有的语言习惯，时至今日还未能有大陆人接受，更不要说能成为大陆人的生活语言。我可怜作者那种能让老虎发出鸡叫的最低层次的想象力。
世上难的是讲真话。
1967年，我在北京工业学院当“逍遥派”，和同学赵燕邯等5人去颐和园，议到林彪是“有野心”、“铁腕人物”，“打着毛主席旗号打击毛主席身边的战友”，“许多事搞个人恩怨”，“为了夺权而扫清道路”等等。当时主要是赵燕邯愤激而言，并写到了日记中。这本日记在武斗中，被一派学生得到，并交给了军宣队。我们都为此受到审查，赵燕邯父亲被迫害至死，母亲被关，家破人亡，听说他也被送去华山农场劳改，林彪摔死后几年，仍然在农场不得平反。
说真话不行，真话说早了也不行。
1975年。从宜昌到武汉的火车上，我骂江青“祸国殃民”，“危害民族”，被一个戴墨镜的身穿黄军裤的人报告乘警，将我抓去审查。当时还有一位陆军军官不错，赶去替我说好话。我很希望帮助我的这位陆军军官能看到这段文字，同我联系。
其实，我不过是把真话说早了一点。
当我写《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时，有些身份不凡的人又一再指责我“损害了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美化江青”，“替江青说好话”。
我又把真话说早了一点。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那些“敬祝林副统帅”最虔诚，“向旗手致敬”最热烈的人，也是后来骂“林彪一贯”骂“江青生来”就“坏透了”的人。这种人水远正确，永远教训我。
因为我这个人一辈子没“正确”过一次，总是把真话说早了几年。
当我为历史、为民族也为自己负责地写东西时，总有人要求我为政治、为集团，为他们几个人负责。结果，每出一本书，总引来一番热闹。有人喊好，有人骂混蛋，有人想杀我。
你喊好，我也并不是为你负责；你骂混蛋，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