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的每一个领导人都表示坚决支持邓的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这方面，给我特别深刻印象的是一些较年轻的领导人。……他们都知道走回头路再搞教条主义只会走进死胡同……中国由于其巨大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不可避免地会在下一个世纪成为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那时，我们需要中国作为我们的朋友。”
□尼克松说：我见过邓小平四次。我每次离开北京时，他那永往直前的坚强决心和绝对的自信都给我留下了一次比一次深刻的印象。而且每次我对他的印象都由于他领导的国家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而进一步加强。
在尼克松回忆录中有关邓小平的章节里，到处都可以看到他对邓小平的仰慕与称赞。他说邓小平“能看到专家们不可想像的东西。的确，他正在做的是任何共产主义国家从未做过的”，“撇开权力和意识形态问题不谈，邓正在打赌的是：中国不会背弃好东西”。还说，“邓小平退居一旁，留下了他所希望留下的人和政策，这样，他表现出了他的高超灵巧的政治奇技。”邓小平的“遗产将是使中国从过去的意识形态紧箍咒中松绑，并使中国准备在未来成为国际领袖”。
这里，我们不妨摘选一段，看看尼克松眼里的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印象———
邓小平与日本的吉田茂相似，他们不感到政府内的能干的下属是个威胁。相反，邓小平认为，一位领袖逝世以后，如果有妥善准备好的接班人继续执行他的政策，这就是最终的成功。今天。邓小平仍然很健康，但是随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的感觉越来越明显，邓反而得以理解到领袖不朽的关键在于谦虚地承认其他人能够也必须代替他。邓小平以其一生中的许多辉煌业绩而将被人们所记忆。历史上，很少有坚强的领袖人物能正视自己的终将逝去，而不是被别人迫使他承认这一点。邓说：“我要在还未老糊涂之前退下来。”这句简单的话充分证明了他的伟大……
已经沿着邓小平的富有希望的新路走了如此之远的中国是否会走回头路？倒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国家像个人一样，能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中国是在已试验中央计划经济失败后，方开始试验经济局部自由化的。当邓小平还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信徒时，中国曾是国际大洋中的一潭死水，屈辱地依赖苏联的赏赐。在“大跃进”失败后，邓小平才认识到，中国人民的潜力未能在国内发挥，而中国的国家潜力则未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毛和周的最伟大遗产之一是，他们终于转向西方，把中国领进了20世纪。他们的接班人的遗产将是使中国从过去的意识形态紧箍咒中松绑，并使中国准备在未来成为国际领袖。
邓小平作为一个具有新思想的老人而主政。他的竞争对手不是他下面的年轻人，而是他周围的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为他们想像中的国家后果而担忧，而邓则欢迎和鼓励出现这个后果。他们仍怀念着他们和邓小平一起曾为之而战斗的革命理想；邓小平则明白，除非根本改革中国的体制，否则，10亿张饥饿的嘴会把这些理想化为灰烬。16世纪的一位法国学者在他生命垂危时曾绝望地写道：“若少已知之，则老可行之。”84岁的邓小平不仅“已知之”，而且“可行之”。“知”和“行”的结合产生巨大威力，它推动世界1／5的人为新的繁荣和成为世界领袖而奋斗。
西方有许多的幼稚的观察家坚信：邓的长期计划是使中国中止共产主义统治。邓的改革确实惹人注目，甚至鼓舞人心。但是，邓是改革家，而非革命家。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不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或民主主义的国家。最主要的是，他是一个希望中国具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民族主义者，有了这种力量，中国才能推行使自己成为21世纪超级大国的外交和贸易政策。
尽管更多的政治自由并非邓的明确目标，但是，如果经济改革深入下去，政治变化可随之而来。政治变化必须循序渐进，当然应尽快能跟上人民的期望，但不应快得使现行政治结构应付不了。邓本人把这一点表达得更好不过了：“如果我能使人民得以逐渐改善他们的生活，那么，我认为这种政策本身就是其连续性的可靠保证。”
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时间。今天中国人感到很新奇的事物，经过相当时间后，他们就会习以为常。亲身经历改革并从中得益的年轻领导人，将成为继续改革和扩大改革的鼓吹者。邓的观念取得成功将提高“自由”威望。中国将理解，不必害怕自由而可得益于自由。
毫无疑问，邓小平给尼克松留下的印象是难忘和深刻的。他说：“我见过邓小平四次，1979年在华盛顿，1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