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有如下精彩的记述：
我来到椭圆形办公室，总统首先感谢我作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所做的工作，然后告诉我有两个重要的外交职位需派人员，一个是驻英大使，另一个是驻法大使。
但我另有打算。驻华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正要离任。我告诉总统，如果让我选择，我愿要这一职务。
福特弹了弹雪茄，抬起头了，反问一句：“去中国？”他显然很吃惊。
“是的。中国。”我重复了一遍，“什么时候条件成熟的话，我愿去。”
对于我要求去中国，福特当然是很吃惊。那时，中美尚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任命这个职务对福特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因为这不是正式的驻外大使，不需要经参议院表决。
福特望着我，笑着说：“人家都纷纷来向我要求到伦敦、巴黎去，我当然可以考虑你要去北京这个愿望，但这需要同基辛格协商，我将与基辛格国务卿打个招呼再正式通知你。”
我听了之后，稍稍一愣，但没有在总统面前说什么。
因为，对基辛格独占对华外交，布什是有看法的。他后来说过：“在70年代中叶，如果你是福特政府成员，当你口中吐出”中国“这个词时，你就应该知道亨利·基辛格的触角都会抖动，无论博士身在何处———开罗、耶路撒冷还是巴黎。中国是亨利的秘密外交领地，在那里，博士取得了他在外交上的最大成就。”
布什知道，他如果真的出使北京，就不得不和基辛格打交道，因为美国政府所有涉华事务都必须通过他的监督和批准。在去北京之前，他想进一步了解美中关系的一些重要文件，如：最后导致签订1972年《上海公报》的尼克松与毛泽东的谈话记录。但一打听，文件都被基辛格手下严密地控制起来了。为此，他只好千方百计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理查德·所罗门的私人办公室里读到这些文件，其保密程度可想而知。而当他1974年10月21日飞抵北京上任后的一个月，基辛格又来到了北京。
布什曾在日记中说：“联大关于中国代表权投票一事，肯定对我不利，尽管中国进入联合国后我们一直与他们相处不错。”但是布什在考虑自己的任职时仍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这个联络处是中美双方在1973年2月22日商定在对方首都设立的代表机构。1973年5月1日联络处正式工作，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升级为两国大使馆。1974年10月17日，布什夫妇离开美国，前往中国赴任，开始了被其夫人芭芭拉称之为“他们一生中最新奇的政治探险之旅”。在美国政坛显要当中，恐怕没有谁比布什更熟悉中国，在驻华期间，他和夫人一起经常骑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上来来往往。
布什到北京后，感觉到他的前任布鲁斯处处低调，甚至不参加任何驻北京的各国外交使团的国庆招待会，没有发挥这个“大使”本应发挥的作用，无法让别人知道美国在北京的存在。于是他开始主动改善美国在北京外交界的形象，推动美国的中国政策。正好，布什刚到北京不久就收到了阿尔及利亚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邀请。11月1日，当布什夫妇出现在招待会现场时，阿尔及利亚大使“惊讶得好像要昏厥倒地了”。布什在这里高兴地见到了中国人。当天晚些时候。布什会见了乔冠华，并出席了乔冠华为他们设的晚宴。
也就是第二天，1974年的11月2日，布什与邓小平第一次见面了。布什和联络处的官员们一道来到人民大会堂拜会了邓小平。此时，邓小平刚刚于1973年恢复工作，担任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而正式拜会邓小平是布什上任后的首要工作。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和布什谈了国际政治问题、农业问题，谈了中美两国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性。会谈气氛十分友好，邓小平滔滔不绝。布什在会见中表现得相当主动，他甚至强调美国的中国政策需要取得明显的进展，以避免像美国其他政策那样受到国内斤斤计较的审查。紧接着，布什成功地举办了1975年7月4日的美国独立日招待会。同时，他希望并邀请更多的美国国会议员来北京参观，但却遭到国务院的批评，要“打他的手心”。布什在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期间，得到了毛泽东的好感，两次见过毛泽东。在1975年10月19日，布什陪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见毛泽东时，毛泽东对他表示欢迎，并抱怨他为什么不早来拜访。布什说他怕毛主席太忙了。毛泽东当场还邀请他再去做客。
基辛格这次访问北京，是来与中国方面磋商福特总统访华事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