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议中，针对“和平过渡”问题，赫鲁晓夫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有的国家是可以搞合法斗争，走议会道路的。
因为和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就根本谈不到一块去，毛泽东就避重就轻，就干脆写信给赫鲁晓夫说，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由邓小平同志和你们谈。
于是，第二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就坐在了谈判桌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严肃地批评了苏共“和平过渡”的片面性和危害性，并向苏共提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正式书面提纲。
这次会议，邓小平的原则性确实给赫鲁晓夫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惟一一个毛似乎赞许的同志是邓小平。
我还记得毛曾经指着邓对我说：“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我对这个邓小平一无所知。中国人民胜利以后，我曾几次听到有人提起他的名字，但在此以前则从未听说过他。
正像后来一位美国作家在他的著作中这样描绘邓小平：“也没有谁在宦海波涛中沉浮得如此频繁。邓小平身材不高，但1977年我终于见到他时，他简直如橡皮球一般充沛有劲，我想像得出他在心爱的篮球场上会是什么样子，恐怕连六七英尺的大汉也能对付。几年以后，一个俄国人告诉我，邓小平和苏联理论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身材高瘦）在50年代后期的一次邂逅。两人就苏联式和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孰优孰劣发生了争论。苏斯洛夫是莫斯科的首席辩士，可是邓小平也很熟悉马克思。事后，赫鲁晓夫跟毛泽东说：”你们的小个子难倒了我们的大个子。‘毛泽东笑了，’可别低估我们的小个子，此人曾带领第二野战军，一举击败了蒋介石，使蒋丧师百万。‘邓当时是第二野战军的政委，刘伯承是司令员，两人合作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从而使蒋介石的失败成为定局。轻视这位小个子是人们常犯的错误。邓的精力像永远使不完似的，他如果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空气会立即改观，如遭电击。1973年我见到他时，他强有力的步伐曾使我浑身震动，他跟我握手，那股劲儿，一直达到我的肩膀。“
□毛泽东跟赫鲁晓夫说：“希望你们把邓小平像我一样来对待。”赫鲁晓夫不敢怠慢，还说：“我要与邓小平亲自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不过，我不会怕他的。他是总书记，我还是第—书记嘛……”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之间爆发了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是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和外部都没有料到的，也致使中苏两国在1950年签定的同盟条约变成了一张废纸。它对中国、苏联乃至世界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两国关系因为台湾问题、印度问题和中国的“大跃进”等渐渐产生分歧和矛盾。赫鲁晓夫一系列粗暴和过火的言行，引起毛泽东的不悦。
到了1960年，在北京召开的工会会议和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党的代表大会上，中国和苏联的矛盾已经变成公开的冲突。正如前英国驻中国大使里查德·伊文思在他的专著《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的诞生》一书中所作的描述：“在布加勒斯特，赫鲁晓夫对毛本人进行攻击，称他为”极左分子“和”左倾修正主义分子“，并把他同斯大林的自我中心主义相提并论，从而引起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彭真的反击。这次交锋在第三国的代表当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他们纷纷以各自党的名义向双方施加压力，敦促他们达成一个一致的协议。这一做法果然奏效，并最终确定，同年秋天在莫斯科召开3个会议：俄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双边会议，26国党代表会议和81国党的领导人的首脑会议。”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在广泛听取了其他兄弟党的意见的基础上，与苏共中央多次信件往来之后，同意先由26国党起草委员会协商起草会议文件，而后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并且决定由邓小平来“挂这个帅”率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
毛泽东选择邓小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这将是一场激烈的斗争。我们既要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又要有理、有利、有节，从大局出发，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对此，德国历史作家乌利·弗兰茨在其专著《邓小平传》中，他是用“龙逐熊”来形容的。他说：“龙逐熊开始于1960年的初冬。中国的共产党人感到在思想上和物质上都受到了他们苏联兄弟的欺骗。11月中旬，邓总书记怒火填膺，带着一大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