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该答复的总要做出答复。”
宴会上的交锋如此，正式会谈就更不用说了。
会谈的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没有任何结果。下次再继续举行会谈，时间和地点由中苏两党另行商定。
邓小平留给赫鲁晓夫的仍然是“这个小个子厉害，不好打交道。”
会谈是从7月6日开始的，连续举行了9次会议。分别由两个代表团轮流发言，每次1人。7月14日，苏共违背双方已经达成的会谈期间不发布会谈消息的协议，公开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中共的《二十五条》。严重破坏了会谈气氛。在此情况下，会谈因无法取得进展而提前结束。
7月20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严正指出：“我党历来就主张不要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但是，既然公开争论已经被挑起，就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我们从来是出于被迫的，从来没有首先攻击过任何别的党。我们受到攻击，就不能不作答复。”
1963年7月21日下午，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部到机场迎接邓小平和代表团的全体同志。当邓小平走下飞机后，毛泽东上前与他亲切握手问候。
据说这是毛泽东亲自去机场迎接出访归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仅仅两次中的一次。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这次与苏联的斗争是满意和赞赏的。后来，毛泽东还多次在不同场合，表扬邓小平“对付苏联人有一套”。
德国历史作家乌利·弗兰茨在其专著《邓小平传》中这样记述了邓小平和赫鲁晓夫的交锋与较量：
知道内情的人绝不会惊奇邓小平实事求是地、然而又是尖锐地指责苏联。但是，东道国的所有与会者中极少的人以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他们以前从未听过对强大的苏联共产党的公开批评出自中国人之口，倒是有几个在布加勒斯特的赫鲁晓夫信徒风闻过对中国的批评。
邓把对列宁党的进攻处理得相当机智。他为自己精心选择了一个范围很广的大会：这里，在共产党第二次莫斯科国际会议上他向苏联共产党发动进攻，因为苏联共产党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站在了印度一方。邓在他的讲话中说，“历史上还未有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诅咒一个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去谴责资本主义国家反动派的武装挑衅。”对这种指责赫鲁晓夫无言以答。就在11月20日再次发生边界冲突时，他才反应过来，称这次事件是“不幸的、愚蠢的”。
由于一直怀有和好的愿望，邓委婉地批评了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背叛。他认为“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颂扬”不可原谅。苏联共产党农民出身的固执的领袖像吞一颗苦果似的咽下了邓小平尖刻的话语。他一反常态，态度和蔼。休息时他也仍像一位矿工样。为了让记者照相，他把手放在了长得高大的刘少奇和矮小拄着拐杖的邓小平的肩上，似乎是在老同志当中。
从邓小平总书记之口，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得知了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兄弟关系的现状。经过同毛和政治局的协商，他播下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种子。为了赞许这次“功绩”，党的主席12月9日亲自到机场迎接归国的代表团。
邓作为伟大的“反修主义者”登上了前台。也是他，1961年1月在北京八届九中全会上走向麦克风，向大家报告在莫斯科的情况。这次他又同毛和政治局的看法一致，拒绝了和
稀泥的观点。根据他讲话的主旨，中国共产党不想激化矛盾，而是首先等待苏联共产党即将召开的第二十二届代表大会。
但是，赫鲁晓夫加速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之间的争论，猛烈攻击中国兄弟党，以致于周恩来总理愤而退出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会场，以示抗议。邓小平此次在北京观察着事件的过程。令中国人遗憾的是赫鲁晓夫在这次党代会上宣布了他的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霸权地位，赞扬新党纲是马列主义的继续发展：“我们可以骄傲地告诉想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的人，‘读读我们的党纲吧’！”中国人认为这太狂妄了。他们不受他人约束，为争取国家的独立、党的自主而奋斗。此时，毛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口号，这并非偶然。
尽管争执颇多，中国共产党在1961年还是只批评了苏联共产党的“个别修正主义错误”。中国同志还一直很欣赏北方邻国的经济建设大发展。9月，邓小平在平壤参加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时赞扬苏联的经济建设是“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