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打点行李时，苏联将5个在苏联国土上散发公开信的中国人驱逐出境。总书记在北京市市长彭真、秘密工作首领康生、“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最后一个成员杨尚昆以及另外3个苏联问题专家的陪同下启程了，这当儿莫斯科上空乌云密布。
俄国人还在莫斯科机场上就开始了挑衅。中国空军的飞机不得不在机场等候数小时，因为同时有一个英美高级代表团抵达。或许碰巧了？或许是有意为之？但不管怎么说赫鲁晓夫在未来的两周里全部注意力肯定放在英美代表团上，而不是中国人身上。
7月5日，两个富有经验的总书记———邓小平和苏斯洛夫之间开始了意识形态的论争。就在第一天，俄国思想家抛出了诱人的条件：苏联共产党宣布准备停止公开论争，准备
重新派出建设专家，扩大双边贸易，重新开始有关中苏边界有争议地区的谈判。
由于至今会谈纪要像军事秘密一样躺在两个党的钢制保险柜里，所以我们不得不依据苏联口头传开的信息。按此种说法，中国人在整个谈判中非常固执和傲慢。据说，邓宣读了在北京就写好的汉语讨论稿，没有回答苏斯洛夫冲动的反驳。诸如和平的、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之类的论点，邓不客气地斥为“空话”。苏联人总的印象是：似乎中国人对自己“纯洁的思想”感到骄傲。
当然，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建设性建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为了回到列宁的共产国际的和睦气氛，邓建议召开所有共产党参加的国际大会。聪明的四川人要求，代表名额要按党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来确定。这个毫不妥协的谈判首领是否想故作天真激怒他的对手，给苏斯洛夫设下圈套？苏联人对中国人的毫不让步一天比一天感到恼火。
锁着的门背后双方正在谈判桌上你来我往，外面，两党的宣传机器在唇枪舌剑。7月14日，刚好是中国人发表公开信后一个月，苏联人反应过来了，抛出了他们的公开信。信里向人们呼吁“苏联爱国主义”和“人类友爱”。他们愤怒已极，像纯粹说教的传道士一般，说中国人居然敢攻击“伟大列宁的党、共产主义的发源国、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人民”。与此同时，在整个苏联出现了一股巨大的反华浪潮，不管是工厂集会还是群众集会。7月19日，赫鲁晓夫同匈牙利总理卡达尔出席了莫斯科的群众集会，他亲自接过了攻击的长矛。中国代表团对党的首脑突然掺合进论争吃惊不小，因为他在邓抵苏后不久还让人去赔礼道歉呢。
同坚韧的中国人争论的是纯粹路线问题，克里姆林宫的首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隔几间房子远的地方，他同外长葛罗米柯正与美国总统特使A·W·哈里曼和英国政府代表洛德·黑尔什姆在谈判停止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也涉及到中国的利益。条约签字者有义务：在大气层和外层空间、在陆地上和水中停止核试验；不向第三国输送核武器。
赫鲁晓夫在红场上出席反华集会后不到24小时，苏斯洛夫和邓就中断了陷入僵局的会谈。公报上简短的说明是：无一定期限地推迟。最后，冷若冰霜的争论有了一丝友好气氛：在中国人归国前的晚上，赫鲁晓夫令人吃惊地出席了双方参加的宴会。在惊愕的气氛中，大酒量的俄国人和善饮的四川人互致祝酒词。他们打了9年交道，之后再也没有会过面。
直到今天，邓小平对那以后不久被推翻的党的首脑的评价仍是否定的。1980年8月他说：赫鲁晓夫对中国人不好。相反斯大林多少还为我们做了点好事，建国初期，他真诚地帮助过我们，建造和改造更新工业设备，这些都是有助于中国经济基础的。当然，我们并不是无偿地接受援助，而是必须付钱的。但赫鲁晓夫一上台一切都变了。他宣布了斯大林时代签的条约和100多份合同无效。
当总书记同他的谈判代表团1963年7月20日离开莫斯科机场时，人们的印象是，他离开了敌对的土地：出于安全的原因，代表团分乘两架飞机。坚定的“反修战士”的飞机还未在北京机场完全停稳，党的领袖们就急匆匆地走向跑道。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还有江青———毛野心勃勃的夫人。邓以前从未受过如此不同寻常的礼遇。
从那时起中苏关系急速地走下坡路：1966年两党关系破裂，两年后关闭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1969年达到最低点———在乌苏里江发生边境武装冲突。
如果说邓曾经追打过俄国熊，那从1979年以来他就是想驯服它们。在他的倡导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们悄悄地没再指责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