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东的基本走向：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
1985年10月16日，邓小平在设宴招待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亚历山德罗·纳塔时，纳塔跟邓小平说：“不少意大利人都见过你。你1980年同我国记者法拉奇的谈话非常精彩，已收到你的文选中，我们都拜读了。”
邓小平笑着回答道：“我同她谈了七八个小时，她给我出了许多难回答的题目，我总算通过了考试。”
考试？！
一个记者的采访被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比喻成“考试”，这是少有的。尤其是对这个让赫鲁晓夫也害怕的被西方人誉为“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邓小平来说，更是语出惊人。
然而，这确实是一场考试。一场特殊的考试。
这场考试对当时已经76岁的邓小平来说，确实是一种对自己政治智慧的挑战和考验。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邓小平却别无选择。他要给历史一个科学的回答。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试”呢？这个名叫法拉奇的意大利女记者到底又是怎样的一个“考官”呢？邓小平又是如何通过考试的呢？
要解答这么多的问号，我们还得把目光回溯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
打倒“四人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邓小平复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刘少奇冤案平反昭雪……1980年的中国，可谓百废待兴。
这年的7月30日，在北京静悄悄地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情。在当时，这件事情所产生的影响，国外比中国国内还要大。这就是长期挂在人民大会堂的两幅毛泽东画像被取下。同时另外两块永久性标语牌也被拆除。由于标语牌过于巨大，拆除过程中还动用了吊车、卡车。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策和行动？
尽管此前，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几乎遍及机关、学校、工厂、街道各个单位各种部门，已经采取过同样的行动，毛泽东的画像被取下，塑像被拆除，语录被涂抹覆盖。据说，因为一些塑像极其高大坚固，在拆除过程中还使用了炸药。但这一切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尤其是西方社会观察家们的注意。但7月30日北京的行动，在没有公开发布任何消息的情况下，仍然在第一时间传遍了西方世界。
北京！的确与众不同。中国的心脏，她的每一次心跳都牵动着世界的神经。况且这是在人民大会堂———这个中国共产党重要的会议大都在这里举行的地方，把开国领袖毛泽东的画像从这里取下的举动，怎么能不引起世界的震动？！
敏感的西方观察家们似乎从中共这个从地方到中央的行动得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中国正在“非毛化”。
而让人们更加关注的是，也就在7月30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段文字：
从现在起，除非中央有专门决定，一律不得新建关于老一代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纪念馆、纪念亭、纪念碑等建筑。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过去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限度。
这可以看作是中共第一次在党内对此作出的一个正式解释。而同一天在人民大会堂悄悄进行的行动，或许就是贯彻这个《指示》的一次带有象征性的行动。然而这个象征性的行动，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来说，其象征性的意义是最明白不过了———毛泽东画像、语录遍布每个角落的中国结束了一个“以激情狂热开始到悲愤哀痛落幕”的时代。
中国清楚，世界清楚。经历过太多苦难的中国需要前进，需要复兴！然而，这一切又怎么能不令人猜测或者思考？———“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的命运，已经是与告别苦难和屈辱，与解放和当家做主站起来紧密相连的。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敏感的课题。
这个问题，实际上从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后，毛泽东的一些错误的观点或提法被抛弃、那些被遭年毛泽东打倒的被平反，以及后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已经让敏感的西方观察家得出他们所谓的“非毛化”结论。
外面的世界如此。在中国国内，自1979年春天，也开始了一股诽谤诋毁毛泽东的思潮。于是，西方报刊也推波助澜，认为“大陆批毛势在必行”。
国内国外的这些思潮，自然引起了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