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邓小平轻轻地抿了一口茶，放下茶杯坚定地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事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邓小平一边说，还一边打着手势，最后还特别强调说，“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事情，邓小平是了如指掌的。当年赫鲁晓夫选择一个晚上发表全盘否定斯大林秘密报告时，他就在莫斯科。后来，在中苏论战中，毛泽东亲自点名让邓小平“挂帅”出征，多次出征莫斯科与赫鲁晓夫进行了舌战。对此，邓小平可以说是记忆犹新，也从中吸取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邓小平决不会让莫斯科的历史悲剧在北京重演！
法拉奇又问道：“这是否意味着在审判‘四人帮’和开下一届党代会时，毛主席的名字不可避免地会提到？”
邓小平肯定地回答说：“是会提到的。不光在党代会，在其他场合也要提到。但是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主席。当然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但‘四人帮’自己犯的罪行，怎么判他们都够了。”
邓小平在毛泽东与林彪、“四人帮”的关系问题上的回答一说完，法拉奇就将话锋一转，突然问及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的关系。
她注视着邓小平说：“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邓小平微微一笑。他知道这些“小道消息”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于众的，那时这就是他的“罪状”。
对此，邓小平回答得非常坦率：“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也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接着，法拉奇又问邓小平：“你谈到还有其他人对毛泽东思想做出过贡献，这些人是谁？”
邓小平说：“老一辈的革命家，比如周恩来总理、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等等，还有其他许多人都做了贡献。很多老干部都有创造，有见解。”这时，邓小平还深情地回顾了他敬重的周恩来总理，他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住了相当一批人。”
“你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
“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
邓小平的一句反问，让法拉奇折服了。但她没有就此罢休，马上又问到：“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
邓小平肯定地说：“这是集体的力量。……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接着邓小平还谈到了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的事情。邓小平说：“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建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法拉奇并没有就此打住，一个更加尖锐的话题紧跟着上来了：“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法拉奇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西方观察家分析后预言和猜测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国内也有不少人有这样的疑虑。
邓小平明确地告诉法拉奇：“我不赞成把它拆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