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眾的讚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於沉鬱顿挫。【r />
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
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為妙
杜甫的诗歌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於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沉、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顏、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於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於斯也。
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
唐代的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唐末王叔文当永贞革新垂败时，反覆吟诵杜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以抒悲愤。
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鎪的成就。陈善《捫蝨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
蒋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註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胡应麟在《诗藪》中说：唯工部诸作，气象巍峨，规模巨远，当其神来境诣，错综幻化，不可端倪。千古以还，一人而已。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鍊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杜诗鍊字与对仗高超的体现。
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於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於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
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為杜诗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証史，所以称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另一说是，杜甫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
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為村夫子。
影响，中、晚唐写实诗人如张籍、白居易、元稹、杜荀鹤、曹鄴、皮日休均受杜诗影响。
杜甫开创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描写民生疾苦，下啟中唐新乐府运动。韩愈诗气势雄壮，沉雄博大、奇险生硬、拗折艰涩、喜以文為诗，乃受杜诗影响。
李商隐诗浓丽沉鬱、气象高远、造语精工，亦受杜诗影响。
宋代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说：公之诗，支而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
唐人学杜诗的较少，叶少蕴《石林诗话》说：唐人学老杜，唯商隐一人而已。王安石亦称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
李调元《雨村诗话》认為：学杜而处处规，此笨伯也，终身不得升其堂，况入其室。唐人升堂，惟李义山一人而已。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风格和格律上的创新所导致的，某些评论家认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胆古怪。
他在世时关於他的参考资料几乎没有，只有6名诗人共11首诗。而且这些诗关於他的影响这一方面，都没有提及他是诗歌和伦理观点的模范。
然而，就像洪业说的一样，杜甫是中国唯一影响随著时间不断增长的诗人。公元九世纪时他的作品开始出名，早期的正面积极评价来自白居易，他推广了杜甫部分作品伦理观点，儘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这些观点。
除了白居易，还有韩愈，他撰文以此批驳反对李杜的声音，捍卫了他们的美学地位。同时，这两位诗人的诗文中都有杜诗的影子。
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鄴、聂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