霎那间，黄克诚已经登上城头。他一跃而下挥舞着大刀，向敌人冲杀过去。
战士们也陆续登上城头，随后杀来。
在一片呼啸声中，红五军把红旗插在了修水县城城头。一夜激战，红五军攻克修水县城，守敌全部就歼。修水一战，黄克诚身先士卒，奋勇冲杀，给彭德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于这个刚刚被中央军委派来的知识分子模样的黄克诚，彭德怀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告诉红五军的干部战士：“打一仗认识一个人，修水战斗使我们了解了黄克诚。不过，”彭德怀话锋一转，关切地叮嘱黄克诚，“有一条，下次作战不许再抡大刀往前冲。那么大一副眼镜片子，一看就是个官，容易遭枪子儿。”
彭军长一番话，惹得周围的同志哈哈大笑。
黄克诚心里一热，彭军长的心真细啊。
攻占修水之后，红五军撤至阳新。在阳新，红五军进行了整编，将原来的五个纵队整编成第一、三、五三个纵队。黄克诚调任第三纵队第二支队政治委员。
1930年6月，中共中央主持召开了全国红军代表会议。
这时，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央。在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决议案。
决议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批评农村包围城市是一种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和保守观点。决议指出，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就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
在这种盲动主义思想指导下，决议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
大冶县刘仁八村。
参加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红军党代表滕代远、五纵队党代表何长工回到了红五军。
红五军在刘仁八召开红五军军委扩大会议。按照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以及党中央关于整编红军的指示，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下辖五军、八军、十六军三个军，彭德怀任军团长兼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委，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
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指示也随之传达到了三军团的全体将士当中。按照中央的部署，红三军团组成后，应该攻打武汉，以实现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
这时，国民党新军阀正忙于混战。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之间展开大战，根本无暇顾及苏区和红军。因而，中央的这一番豪言壮语，让广大红军欢呼雀跃，大有革命高潮到来之势。
黄克诚听了传达之后，对此很有保留看法。若干年后他回忆道：我听了传达之后，却是另一番心情，预感到情况不妙。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意识到，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在当时是很不现实的。自湘南失败之后，我几经辗转，颠沛流离，好不容易才在上海找到党组织。这期间，我慢慢悟出了一个道理，即红军的发展壮大，是与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密切相关联的。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红军就无法生存。
离开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单凭攻打儿座城市求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回想起南昌起义时，起义部队在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挥戈南下，一路上攻坚披锐，结果在汤坑、三河坝遭到失败，三万多人的一支部队几乎打光了。朱德和陈毅收拢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八九百人，拉到湘粤交界一带，发动了著名的湘南暴动，近万农军揭竿而起，整个湘南树起了红旗，何等壮烈！但于井冈山会师之后不久，立足来稳，就把湘南农民军派回攻打县城，结果纷纷失败，八千湘南子弟所剩无几。继之，湘南暴动时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十九团，再度远离根据地，向湘南冒进。虽一度占领郴县县城，但很快又招致失败，只剩下肖克等同志带着约一连人回到井冈山。最后，还是靠毛泽东在井冈山坚持的这块革命根据地，保存了革命力量，站稳了脚跟，并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现在，形势虽然有所好转，红军也得到发展壮大，但敌强我弱的总形势并没有根本改变。靠我们现有的力量去夺取中心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很有可能重蹈以往几次失败的覆辙。一幕幕往事与教训从眼前闪过，使黄克诚觉得不吐不快。
在一片立即攻打武汉的急切呼声里，黄克诚又一次唱了反调。他经过深思熟虑，给彭德怀军团长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以现有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是不可行的。
同时，黄克诚试图说服周围的同志。但是，事与愿违，他与纵队政委张纯洁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张纯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