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是十分危险的。因此，红军应当尽快撤回赣东苏区一带集结，整训部队，依托根据地同敌人周旋作战。
毛泽东的这一主张简直与中央方针唱了反调。
消息传到红三军团时，相当一部分同志不愿意东渡赣江，仍旧坚持攻打中心城市，以实现中央计划。
黄克诚闻讯，非常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主张。
他之所以曾经一再反对攻打武汉、长沙，就是因为他从亲身经历中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根据地作依托，单纯去攻打中心城市求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
毛泽东的主张无疑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不过，毛泽东的见解要比自己高深、系统得多。数十年后，当黄克诚已是垂暮之年，他还记忆犹新，充满感情地回忆说：在这一要作重大决策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却敏锐地看出了形势变化的苗头，他看出军阀战争很快就要停了，蒋介石会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这个问题当时只有他看出来了。他就派周以栗同志到红三军团去说服彭德怀同志，不要冒进打南昌，部队要迅速东过赣江回到老根据地，当敌人进攻时再消灭它。经过一个多月，才把彭德怀同志他们说服，将部队撤回老根据地。那时，我们的侦察工作很差，毛主席就是通过看报纸，分析出国民党要向我们大举进攻。这又是一个关键性的决策。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一、二、三次“围剿”，就是这个决策的结果。如果当时不回到苏区，而在敌占区同敌人作战，那么情况怎么样，就很难说，很可能打得一塌糊涂。
天有不测风云。
1930年上半年开始，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肃清反革命运动。
在红一方面军内部也开始了肃反打“AB团”的斗争。“AB团”是蒋介石指使并授意国民党右派在南昌成立的反革命秘密组织。“AB”是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该组织早在1927年已经解体。
但是，党内一些“左”倾思想严重的同志，大概是发现了个别“AB团”分子在苏区活动，遂如临大敌，在苏区和红军中大搞肃反打“AB团”，使得肃反严重扩大化。
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刑讯逼供下搞出的假口供，派总政治部政务处长李韶九到红二十军进行肃清“AB团”的斗争。
李韶九此人品质不好，就是他在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大搞刑讯逼供，致使不少人屈打成招，人人自危。
因而，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眼见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逮捕，对李韶九的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于是，他们在12月12日带领队伍包围了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扣留李韶九，释放了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提出了分裂一方面军领导的错误口号，将二十军拉往赣江以西地区。
这就是震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的发生，在红一方面军和党内引起极大震动。
中央政治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里应外合、公开叛变的“反革命行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及方面军负责人相继发表宣言和公开信，要求有关方面进行坚决进攻和镇压。
军队中肃反打“AB团”的斗争日益扩大开来。
一些“左”的思想严重的同志，甚至于命令各部队成立专门的“肃反委员会”，指令各部队必须抓出多少名“AB团”分子。
一股可怕的瘟疫在红军中蔓延开来……
不少部队开始搞逼供信，供出一个，杀掉一个，甚至连队也有权杀人了：不少江西籍战士因“富田事变”发生在江西，成为肃反主要目标，冤死在自己同志的刀下；有的团打了三十多个“AB团”；有的师杀了好几百名“AB团”。
“AB团”越抓越多，越杀越多……
真是祸起萧墙，冷风瑟瑟。
黄克诚作为第四师第三团的政委，也一度成为团肃反委员会主任。
在蒋介石即将大规模“围剿”苏区之际，上级提出“阶级决战”的口号，要求清除混进革命队伍的地主、富农、“AB团”等反革命分子，黄克诚是赞成和拥护的。
因而，肃反伊始，黄克诚还是忠实地执行了上级的指示，在全团清除“AB团”，一下子打掉了一百多人。
但是，随着肃反工作的深入进行，黄克诚越来越感到疑惑。“AB团”越抓越多，那么多反革命混在队伍中，红军还能够打修水、克长沙、攻吉安，取得一系列战斗胜利，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