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
北京。军委第一次大会，人数不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召开，到会者有两千多人。
彭德怀和黄克诚一起被批判。对中央决议，他们只能认帐。对许多“揭批”的不实之辞，彭德怀和黄克诚都进行答辩。
会场显得很乱，开不下去了。于是，会议主持者决定把彭德怀和黄克诚分成两个会场批斗。
批斗黄克诚的会场设在紫光阁。
会议调整了对策，集中了所有和黄克诚关系多的人，要他们揭发批判。
为了避免包庇“反党分子”之嫌，许多人都得表现一下，于是，这个说黄克诚是“怕死鬼”，那个说他是“杀人犯”。
对此，黄克诚能够理解。他明白，除非个别人另有个人目的，大多数人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如此。
忽然，吴法宪提出了所谓黄金问题：“黄克诚曾经贪污大量黄金！”
这样一来，会场上像爆炸了一颗炸弹，一片哗然。
黄克诚一向被人认为清正廉洁，这回一下子似乎成了大贪污犯。
原来，所谓的黄金问题，是指新四军三师奉令从苏北开往东北时所带的一部分经费。
当时，数万大军远征东北，当然得带许多钱。但是，当地的抗币只能在本地使用，离开根据地就成为废纸。于是，大军出发前，除换了些法币外，还设法换了一部分黄金，以备紧急情况之用。
由于用得节省，一直到东北根据地建立，部队改编，师部所带的黄金还有剩余。黄克诚征得组织同意后，将这一部分经费带到西满军区。
东北解放后，黄克诚出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兼市委书记。当时剩余的黄金，仍在负责保管它的翁徐文手中。翁徐文请示黄克诚如何处理。黄克诚当时已经得知中央任命其为湖南省委书记，他想，湖南革命烈士很多，从前是老苏区，现在又是新解放地区。黄克诚一向多考虑困难，怕有特殊需要，就让翁徐文请示并取得李富春的批准，把这笔钱又带到湖南。
到湖南后，开始还用过少许救济军属、烈属。后来由于湖南经济情况较快好转，问题均能解决，这笔钱就用不着了。于是，黄克诚要翁徐文把这笔钱交给湖南财政部门。
这笔款项，黄克诚有批用权，但从未直接经手过。自始至终，均由翁徐文经管。
这个问题揭发出来以后，黄克诚非常担心。黄克诚恐怕翁徐文年纪大了记不清来龙去脉，又恐怕他已经把帐目销毁。而且，万一翁徐文已不在人世，他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黄克诚已经背上“右倾反党”的罪名，但是实在耻于背个“贪污”的罪名。因此，他写信给代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迅速派人查清此案。
罗瑞卿受命率领一批人马亲赴湖南。
他们把当年曾担任过财会工作的人员均召到长沙去查对，把多年的老帐翻出来，一天一天地查问。
幸好，翁徐文仍然健在，而且他十分小心，事关钱财，怕有非议，帐薄、单据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连李富春批准的字据都在。
这样，一直查了半年，什么问题也没查出来，最后不了了之。
军委斗争会停止后，黄克诚一直赋闲在家。
1959年后，他曾写诗自娱：七律自况少无雄心老何求，摘掉乌纱更自由。
蛰居矮屋看世界，漫步小园度白头。
书报诗棋能消遣，吃喝穿住不发愁。
但愿天公勿作恶，五湖四海庆丰收。
黄克诚有时阅读书报，有时默默散步，有时悄悄到郊外察看庄稼长势。
下雨时，他常常用脸盆接水测量降水量，关心农民的生产。
在当时，黄克诚也只能用这种方式关心国事了。1960年以后，大跃进等政策的恶果显露了出来。经济上比例失调，生产下降，供应匮乏，尤其是粮食严重短缺，城市减量供应，农村死于饥荒的人不断增加。
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黄克诚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上，黄克诚见到了陶铸。陶铸再三劝他给毛泽东写封有点内容的检讨信。
黄克诚考虑再三，决定接受陶铸的劝告。他从别人的发言和文件中得到启示，着重检查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谈他过去对阶级、政党、领袖的看法，检查自己没能从马克思主义高度上来认识问题等等。
黄克诚罢职闲
